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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创作能力有限。” 孔二狗导演说这话的时候,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不是因为他那副

“个人创作能力有限。” 孔二狗导演说这话的时候,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不是因为他那副躺平任嘲的姿态,也不是因为工作人员出来打圆场说“舅妈会回来”。 是因为我想起一件事。 很多年前,我家一个亲戚,跟老舅差不多,也是折腾点什么,赔了个底儿掉。他老婆呢,一声没吭,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白天上班,晚上去夜市摆摊,一点点把钱还上。人都熬脱了相。后来日子缓过来了,亲戚聚会,大家说起那段最难的日子,都夸他老婆“伟大”、“了不起”、“娶妻如此夫复何求”。 我那亲戚喝多了点,大着舌头,一拍桌子:“是!我媳妇儿是伟大!可你们知道不?我他妈宁愿她当时骂我!打我!摔东西!跟我闹离婚!都比她那么一声不吭,把所有委屈都自己吞了强!” 他红着眼睛说:“她越是这样,我越是喘不上气。我觉得我欠她的,这辈子都还不清了。这债,比那几十万块钱,重多了。” 那一刻,整个饭桌都安静了。 你们看懂了吗? 观众们在那儿骂孔二狗,说“这么好的舅妈你怎么给写死了”,说“太虐心了要弃剧”。大家的心疼和愤怒,都是真的。但这种愤怒,指向性完全错了。 大家真正愤怒的,不是“舅妈死了”这个剧情安排。 大家愤怒的,是“凭什么”。 凭什么好人没好报?凭什么默默付出、吞下所有委屈的人,最后是这个下场?凭什么老舅这种“折腾精”还能活着,而包容他一切的舅妈,却死得那么突然,那么……没有价值? 这不公平。这太憋屈了。这违反了我们对世界运行规则最朴素、也最顽固的期待:善应有善果。 所以,我们把对“不公”的怒火,一股脑儿地,全倾泻到了导演孔二狗头上。骂他,甚至扬言要打他。好像把他骂倒了,打趴下了,那个“好人有好报”的世界规则就能重新建立起来一样。 太天真了。 孔二狗那句“个人创作能力有限”,是认怂吗?是敷衍吗? 我看,倒像是一句冰冷的实话。一句创作者面对这种集体性愤怒时,无奈又带点自嘲的实话。他的“能力有限”,恐怕不是编不出更圆满的剧情。 他的“能力有限”,是没法用一个虚构的故事,去缝合现实世界里那道巨大的、血淋淋的裂缝——那道关于“付出与回报”、“善良与结局”的裂缝。 现实是什么?现实就是,很多像舅妈这样的人,他们的付出就是沉默的,他们的牺牲就是不被看见的,他们的“好”,很多时候,换不来一个对等的“好报”。他们的故事,往往没有后续的“温馨浪漫画面”。他们的终点,可能就是那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就是生命无声无息的熄灭。 而活着的人,像老舅,像我的那个亲戚,将永远背着那份“还不起的情债”,在余生里,喘着那口永远不顺的气。 这才是最残酷的地方。 文艺作品,尤其是电视剧,它本质是一种“代偿”。我们在现实里得不到的公平、圆满、恶有恶报善有善终,我们指望在故事里看到。我们花钱花时间,买的就是这份“心理代偿”。 现在,《老舅》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它告诉你:不,你期待的“代偿”,我不一定给。我可能就给你看那个血淋淋的、让你意难平的“现实切片”。 观众当然会炸。因为这违反了“交易”的潜规则。 所以,骂孔二狗,本质上是一种情绪宣泄,是对“失控感”的恐慌。我们恐慌于,连虚构的故事都开始不按我们熟悉的、安全的套路出牌了,那现实该有多让人绝望? 工作人员说“舅妈会回来,有更温馨浪漫的画面”。这是在试图把撕开的口子再缝上,重新塞给观众一颗糖。无论这个“回来”是梦境、是回忆、还是老舅的“第二春”,它都是在往回找补,试图重新回到那个安全的“代偿”模式里。 但我想问的是:我们真的需要这颗糖吗? 或者说,我们被这个剧情刺痛,感到“意难平”,恰恰是因为我们内心深处,其实隐隐约约知道,那个“舅妈式”的付出与结局,可能才是更普遍的真实?我们愤怒,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个真实? 孔二狗或许能力有限,但他和他的团队,无意间触碰到了一个非常敏感的按钮:我们到底想在故事里看到什么?是完美的麻醉剂,还是一面虽然粗糙、却能映出些许真实倒影的镜子? 骂他,打他,很容易。 难的是,放下电话,关掉屏幕,看着我们自己的生活,想一想: 我们身边,有没有那个“舅妈”?我们是不是那个“老舅”?我们是在心安理得地享受沉默的付出,还是也在恐惧着,那份永远还不清的情债? 以及,我们究竟在为什么样的“结局”而活着。 想到这儿,我忽然不那么愤怒了。 只觉得,心里某个地方,堵得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