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衰败的原因是什么？只是因为安史之乱？ 提起唐朝衰败，很多人会脱口而出“安史之乱”，毕竟这场持续八年的叛乱直接打破了开元盛世的幻象。但就像一棵树轰然倒塌，表面看是被雷劈开，根子早就在地下烂透了。安禄山起兵时，手里握着平卢、范阳、河东三镇的十五万精锐，占全国边军近半，这种“外重内轻”的格局，早在唐玄宗设立节度使制度时就埋下了祸根。 节度使不光带兵，还管着地方财政、民政，甚至能自己任命官员，相当于把边疆变成了独立小王国。当中央忙着在长安城里斗鸡走马，地方已经形成了“河朔三镇”这样的土皇帝，田承嗣在魏博镇私自铸钱、截留赋税，朝廷连账本都看不到，这哪里是盛唐气象，分明是军阀割据的前夜。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为了平叛，不得不给更多将领放权，结果叛乱刚平，全国冒出五十多个藩镇。这些节度使名义上是唐朝臣子，实际控制着地方的钱粮兵马。最讽刺的是，当年安禄山的老部下摇身一变成了节度使，河北三镇的士兵只认节度使的命令，皇帝派去的刺史连城门都进不去。 中央想削藩？德宗时期的“四镇之乱”直接让皇帝下罪己诏，藩镇的赋税留够自己用的，剩下三成象征性上交，而魏博镇一年的收入比中央财政还多，这种经济倒挂让朝廷说话都不硬气。 打仗最耗钱粮，安史之乱把北方打成了废墟。天宝年间还有五千三百万人口，乱后只剩一千七百万，洛阳城被烧得十室九空，睢阳守军最后吃人肉守城。北方的农民死的死逃的逃，土地大片荒芜，而南方因为没怎么打仗，人口从两千六百万涨到四千一百万。 朝廷不得不把漕运改成依赖江南，可运河早就淤塞多年，刘晏花了十年疏通，每年运到长安的百万石粮食，还不够藩镇截留的零头。经济重心南移本是好事，但南方的钱粮被藩镇层层盘剥，中央反而越来越穷，形成“东南养藩镇，藩镇耗东南”的死循环。 军事上的窟窿更补不上。为了平叛，西北的十五万边防军全调回内地，吐蕃趁机占领河西走廊，丝绸之路断了，长安西边门户洞开。代宗年间吐蕃打进长安，皇帝只能往四川跑，当年天可汗的威风荡然无存。 平叛靠的是郭子仪、李光弼这些节度使，结果他们打完仗也成了新的藩镇。中央想建立自己的军队，只能依赖神策军，可这支军队后来被宦官掌握，鱼朝恩、窦文场这些太监直接指挥军队，打仗不行，贪污勒索倒是内行，长安城的百姓见了神策军躲着走。 社会底层早就烂透了。均田制在乱前就撑不住了，权贵们兼并土地，穷人连立锥之地都没有。安史之乱后，藩镇为了养兵，赋税重得吓人，一亩地收成一半要交税，遇上灾荒只能卖儿卖女。德宗时期泾原士兵哗变，喊出“不让我们抢长安就算好的了”，这种军队怎么可能保卫朝廷？黄巢起义时，八百万流民跟着造反，从山东打到广州，又杀回长安，沿途的百姓主动给叛军送粮食，不是百姓反心重，是实在活不下去了。 当朱温的军队开进长安，城里的百姓连看热闹的力气都没有，这个曾经让万国来朝的王朝，早就被自己人掏空了。 安史之乱像把快刀，砍断了唐朝的筋骨，但真正让唐朝死掉的，是慢性病。藩镇割据是制度病，经济失衡是血脉病，宦官专权是病变，土地兼并是脏腑溃烂。这些病在开元盛世时就有了，只是被繁华掩盖着。 安禄山的起兵不过是掀开了遮羞布，让所有人看见：这个庞然大物，早就只剩一副空架子了。后来的唐朝皇帝不是没想过治，宪宗的“元和中兴”、武宗的会昌改革，都像给病人打强心针，可病根不除，终究是治标不治本。 当黄巢的火把照亮长安城墙，那个我们记忆中的盛唐，其实已经死了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