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6月底，朱老总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他握着妻子的手对她说：“我这一辈子没什么遗憾的，就是没有吃饱过”，康克清答：“等你病好了，让你吃个够！”朱老总深知妻子是在安慰自己，“克清啊，我怕是等不到这一天喽。” 1976年那会儿，周总理1月份刚走，朱老总这心里头就像缺了一块。两人那是半个多世纪的交情啊，从德国留学那会儿就开始了，那是真正的生死之交。 周总理走后，90岁高龄的朱老总不但没休息，反而像是要把老战友的那份工作也一起扛起来似的，拼了命地工作。身边的工作人员劝他：“老总，您歇歇吧。”朱老总把手一摆，那股子倔劲儿上来了：“总理走了，主席身体也不好，我得多做点事，不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熬到了6月。谁也没想到，一场看似普通的接见外宾，竟成了老总生命的转折点。 6月21日，朱老总按计划要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弗雷泽。老人家特别重视外交礼仪，早早地就到了人民大会堂。结果呢，外宾那边出了点状况，时间推迟了。 朱老总就在休息室里等。那是夏天，空调开得挺猛，老人家年纪大了，汗毛孔本来是张开散热的，这一进冷气房，冷风一激，加上等待时间过长，寒气直接侵入肌理。等回到家，朱老总就感觉不舒服了，感冒、发烧，紧接着就是肺炎。 住进北京医院后，朱老总的病情反反复复。 那时候朱老总躺在病床上，整个人瘦了一大圈，因为腹泻和高烧，身体虚弱得连说话的力气都快没了。妻子康克清大姐一直守在床边，寸步不离。 老总迷迷糊糊醒过来，看着满脸憔悴的妻子，心里头肯定不是滋味。他费力地抬起手，康克清赶紧握住。朱老总声音微弱，断断续续地说出了那句让在场所有医护人员都落泪的话： “我这一辈子没什么遗憾的，就是没有吃饱过……” 听到这话，康克清大姐的心都要碎了。她强忍着眼泪，像哄孩子一样哄着老伴儿：“等你病好了，让你吃个够！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朱老总轻轻摇了摇头，嘴角似乎带着一丝苦笑，又像是释然：“克清啊，我怕是等不到这一天喽。” 堂堂三军总司令，怎么可能没吃饱过？国家还能差了老总一口饭？ 这事儿啊，得两头说。 一来，是身体原因。朱老总晚年患有严重的糖尿病。那个年代的医疗条件和营养学认知虽然在进步，但对于糖尿病患者的饮食控制那是相当严格的，甚至是“残酷”的。为了控制血糖，医生严格限制他的进食量，还要搞那个“粗细搭配”。 二来，更是精神层面的自律。三年自然灾害那会儿，老百姓都没饭吃。朱老总看着心里急啊，他给自己定了规矩：老百姓吃不饱，我也不能吃肉，我也要吃菜糊糊！ 那时候，中南海的大厨想方设法给首长们改善伙食，朱老总却把肉菜推开，带头吃那个难咽的“代食品”。这种习惯，他一直保留了下来。 所以，他说“没吃饱”，一半是病痛折磨的无奈，另一半却是一名共产党人与人民同甘共苦的铮铮铁骨。这是他把自己的口腹之欲，硬生生地给“戒”了，为了省下那一口粮给更需要的人。 朱老总在医院最后的日子里，心里装的依然全是国家大事。 有一次，李先念来看他。当时朱老总身上插满了管子，连翻身都困难。可一看到主管经济的李先念，老总的眼睛突然亮了一下，紧紧抓住李先念的手，喘着气问：“生产……生产怎么样了？” 李先念忍着泪告诉他生产在抓，情况在好转。朱老总这才松了一口气，嘴里念叨着：“要抓生产……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 1976年7月6日，这是一个悲伤的日子。 当天下午3点01分，朱老总的心电图成了一条直线。这位从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走来，在井冈山挑过粮，在长征路上吃过草根树皮的伟人，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他走得干干净净。 清理遗物的时候，工作人员和家属都惊呆了。咱们印象里，元帅嘛，怎么也得有点“家底”吧？可朱老总留下了什么？ 只有两万多块钱的存款。 这笔钱，是朱老总省吃俭用了一辈子存下来的。他在遗嘱里交代得清清楚楚：这钱，一分不留给子孙，全部作为党费，上交给党组织。 康克清大姐含着泪，坚决执行了丈夫的遗愿。她说：“老总生前就是这么交代的，他是党的人，钱也是党的。” 除了这笔党费，朱老总留给儿孙的，只有那些读得卷了边的马列著作，还有那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他常跟孙子们说：“我是无产阶级，我身无分文。你们要接班，接的是革命的班，不是接当官做老爷的班。” 朱老总的离去，对毛主席的打击也是巨大的。 当时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也非常糟糕，已经无法起身行走了。当华国锋把朱老总逝世的消息告诉毛主席时，主席那一向坚毅的脸上，满是震惊和悲痛。 主席嘱咐一定要把朱老总的后事办好。据说，在那之后的几天里，主席经常长时间地沉默，或许是在回忆井冈山会师时的意气风发，或许是在感叹“朱毛”半辈子的风雨同舟。“朱毛”分不开了，如今朱老总先走一步，那份孤独感，恐怕只有主席自己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