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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45年,唐武宗展开“灭佛运动”,拆毁4600多座寺院,勒令26.5万僧尼还

公元845年,唐武宗展开“灭佛运动”,拆毁4600多座寺院,勒令26.5万僧尼还俗,旁人问他原因,唐武宗说:“今日我不灭佛,祖宗基业恐为此覆灭,天下万民将不堪重负!” 先聊聊当时大唐的“钱袋子”出了什么问题。 在古代逃避赋税最高级的手段是什么吗?不是做假账,而是“出家”。 北齐那时候,法律规定未婚者户口税减半,结果大家为了省那点钱,想尽办法钻空子。到了后来,干脆发现当和尚尼姑最划算,不用交税,不用服劳役,还能接受信徒供奉。北周武帝时期,为了躲避赋税而遁入空门的人多达两百多万,寺院多达三万余区。 到了唐朝,这股风气非但没刹住,反而愈演愈烈。 唐朝本来有一套很严密的户籍制度,叫“大索貌阅”和“团貌”,把你的长相特征都记在小本本上,每三年核实一次。 但是,架不住寺院的待遇太诱人了。那时候讲究“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寺院不仅占有着千万顷良田,而且因为享有免税特权,成了大地主和富商们藏匿资产的“避税天堂”。 这就导致了一个死循环:国家越穷,税收越重;税收越重,逃进寺庙的人越多;人越少,剩下的老百姓负担就越重。 唐武宗李炎接手大唐的时候,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 说起李炎这个人,他的上位纯属“意外”。他本来是唐穆宗的第五子,封号颖王,皇位本来跟他八竿子打不着。但是他的哥哥唐文宗被宦官气死后,那帮把持朝政的宦官觉得李炎年轻、看着像个憨憨,好控制,就把他扶上了皇位。 结果这帮宦官看走了眼。李炎不仅不憨,反而是个不折不扣的狠角色。 李炎是个道教死忠粉,平时最爱干的事儿就是炼丹吃药,追求长生不老。他对佛教本来就没啥好感,再加上当时的大唐内忧外患,让他对寺院那庞大的财富红了眼。 当时的大唐是个什么局势?内有宦官专权,外有藩镇割据。特别是北方的回鹘人,时不时带着几十万大军来边境“打秋风”。李炎想要重振雄风,想要削藩,想要打仗,哪一样不需要钱? 国库里那是真干净,耗子进去都得哭着出来。可转头看看寺庙里,金身佛像晃得人眼晕,粮仓里的米都堆发霉了。 李炎怒了。他和铁腕宰相李德裕一合计,觉得这事儿不能再拖了。李德裕这人也是个务实派,他跟皇帝说:陛下,这哪是拜佛啊,这分明是在挖大唐的墙角! 于是,一场针对佛教的“精准打击”开始了。 起初还是小打小闹,限制一下僧人的年龄,没收点多余的财产。到了会昌三年,也就是843年,因为听说有藩镇的奸细假扮僧人藏在长安,李炎直接下了一道“杀沙门令”,长安城里三百多个裹头僧人直接掉了脑袋。 但这只是前奏。 到了公元845年,随着讨伐泽潞镇叛乱的战争打响,军费开支如流水一般。唐武宗终于彻底摊牌了。 他在道士赵归真的鼓动下,下达了那道著名的灭佛诏书。 那几个月,对于大唐的僧人来说,简直是噩梦。全国上下,拆迁队的锤子声此起彼伏。长安和洛阳,作为大唐的核心大都市,只被允许保留两座寺庙,每座寺庙的僧人不得超过30人。其他地方更惨,每个州郡只能留一座,还要分等级,下等寺庙只能留5个人。 那些被拆下来的东西去哪了呢?这也是李炎最“务实”的地方: 铜像、铜钟、铜磬,全部拉去熔了铸钱;铁像拉去熔了做农具;金银佛像直接充公入国库;寺庙拆下来的木头瓦片,拿去修衙门和公屋。 最绝的是人。26.5万僧尼被迫还俗,这对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多了26万个纳税人!没收的良田千万顷,分给老百姓耕种,这也是实打实的税源。 这一波操作下来,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唐朝的国库瞬间充盈了起来,边境的军粮有了,打仗的军饷足了。唐军在北方边境把回鹘的二十万大军打得满地找牙,保住了边境安宁。国内的藩镇一看中央这么猛,也都老实了不少。史书上管这段时间叫“会昌中兴”,说实话,这“中兴”的本钱,很大一部分就是从佛祖那儿“借”来的。 但是,唐武宗这事儿干得虽然在政治和经济上“正确”,但在文化和情感上,确实太“绝”了。 那不仅仅是拆房子,那是对文化的毁灭。无数精美的建筑、壁画、经卷,在这一场浩劫中化为灰烬。 佛教在中国传播了几百年,早就渗透到了百姓的生活和精神世界里。唐武宗这一刀切下去,虽然治好了国家的“财政病”,但也砍伤了无数人的精神寄托。当时到处都是“僧房破落,佛像露坐”的惨状,很多僧人无家可归,只能流浪街头。 而且,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唐武宗为了长生不老,拼命吃丹药。就在灭佛运动搞得最轰轰烈烈的时候,他的身体也垮了。 公元846年,也就是灭佛运动的第二年,这位年轻强硬的皇帝,因为长期服用丹药导致重金属中毒,暴毙于大明宫,年仅32岁。 他死后,原本被大家以为是傻子的皇叔李忱即位。宣宗一上台,立马就开始着手恢复佛教,试图挽回局面。但经过“会昌法难”这一劫,佛教在唐朝的元气大伤,那种万邦来朝、寺寺金碧辉煌的盛况,终究是难以完全复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