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杜月笙的四姨太姚玉兰外出打牌，突然全身燥热，坐立不安，她心中有不好的预感。 回到家时，客厅茶几上放着半杯没喝完的牛奶，儿子杜维嵩房间的门反锁着，这是他搬进这间出租屋后养成的新习惯。 杜维嵩出生那年，杜月笙正坐在上海滩的权力顶峰。 母亲姚玉兰是红遍江南的京剧名伶，凭着这层特殊关系，她成了杜府唯一拥有独立小院的姨太。 那会儿杜维嵩的日子过得像泡在蜜罐里，十岁生日时收到的金条能堆满半张八仙桌，出门有专属黄包车，连系鞋带都有佣人代劳。 他不知道一碗阳春面要多少钱，更分不清银元与铜板的区别。 1949年举家迁到香港后，一切都变了。 曾经能跑马的花园洋房换成了鸽子笼似的公寓，母亲姚玉兰偷偷打开红木箱子，把杜月笙送的翡翠手镯、珍珠项链拿去当铺。 杜维嵩第一次发现，原来家里的钱会用完，原来佣人走了要自己洗衣服。 异母哥哥杜维藩在英国端过盘子，姐姐杜美如在重庆逃难时学会了缝补，只有他，像株没经过风雨的盆栽，突然被扔到了野外。 那天下午，杜维嵩走进弥敦道那家理发店时，还习惯性地挑了最贵的师傅。 剪到一半，他摸遍所有口袋都找不到钱包早上坐电车时被扒手顺走了。 五块钱的理发费，在当年的香港够买两斤猪肉，师傅叉着腰站在镜子前冷笑"没钱还充什么大少爷？"周围客人的目光像针一样扎过来，他捂着脸冲出店门，一路跑回那个连窗户都关不严的小房间。 杜月笙对子女的教育从来都是两套标准。 长子杜维藩十五岁就被送去英国，打零工赚学费；杜维嵩却被留在身边，要星星不敢给月亮。 这种差别在香港变得更刺眼，哥哥姐姐们打工的打工、创业的创业，只有他守着过去的少爷身份不肯放。 母亲总说"你爸要是还在......"，这句话像根稻草，慢慢压垮了他的肩膀。 后来我在档案馆翻到杜维嵩的遗物，里面有本日记，最后一页写着"他们说我是落魄公子，可我本来就是公子啊。 "这句话让人心头发紧。 其实真正摧毁他的不是没钱，是突然发现自己除了"杜家少爷"这个身份，什么都不是。 反观他妹妹杜美如，在约旦开餐馆时连阿拉伯语都不会，照样从洗碗工做到老板娘，靠的不过是把身份打碎了重建的勇气。 姚玉兰晚年常坐在窗边摩挲那只缺口的翡翠手镯，那是她最后没舍得卖掉的东西。 她总说要是当年狠点心让维嵩吃点苦就好了，可人生哪有回头路。 现在的家长们照样给孩子报各种补习班，却很少教他们怎么面对失败。 或许杜维嵩的故事就是面镜子，照见我们教育里最容易缺的那堂课不是教孩子怎么赢，而是教他们输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