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一女子为了孩子上学，买了一套带有学位的二手房。不料，女子一家刚搬入房子，楼下六十多岁的独居女邻居就开始在业主群指责他们用“脑辐射”搞“脑控”，接着女邻居频繁上楼踹门、高声辱骂。更吓人的是，女邻居手持菜刀，疯狂砍砸女子家家的防盗门，铁器撞击声吓坏了屋里的老人和孩子。报警后，女邻居被带走，可几天后放回。女邻居变本加厉又在门口倒垃圾、持续辱骂。女子全家终日惶惶，连门都不敢轻易出。女子后来才得知，这桩纠纷在买房前就已存在，但原房主和中介只字未提。无奈的是，警方和社区确认女邻居精神状况疑似异常，但未见精神鉴定报告。   2024年10月，刘女士一家满怀期待地搬进那套为了孩子上学而购置的二手房。   刚搬入不久，刘女士便发现，楼下一位独居的六十多岁女子Z女士在群里频繁指名道姓地攻击她家，指控刘女士全家是一个“脑控组织”，专门使用高科技设备对她进行“脑辐射”和“精神控制”，意图入侵其大脑。   刘女士感到莫名其妙，尝试沟通却无果。   从2024年底开始，Z女士的行为逐步升级，开始频繁上楼，用力拍打、脚踹刘女士家的防盗门，伴随高声辱骂。   2025年5月某天，Z女士竟手持菜刀，来到刘女士家门口，一边用刀砍砸房门，一边叫嚷着“脑控”相关言论。   家中的老人和孩子吓得瑟瑟发抖，刘女士本人也惊恐万分，第一时间报警。   警方接警后赶到现场，处置了这起持刀骚扰事件，Z女士因此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了措施。   刘女士一家曾短暂地松了一口气，期盼着生活能回归正轨。   然而，他们的期盼很快落空，Z女士被带走数天后，便被放回。   令人不安的是，回归后的Z女士，其行为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   2025年12月，Z女士不再局限于踹门骂人，开始向刘女士家门口倾倒垃圾。   刘女士一家被迫改变生活习惯，尽量减少出门次数，以免在楼道与Z女士“狭路相逢”。   刘女士多次向物业公司反映情况，也反复报警求助，但得到的反馈往往是对其“尽量避免正面冲突”的劝慰。   有知情人称，Z女士精神方面疑似有一些问题，其直系亲属只有女儿一人，相关单位正在积极做其女儿的工作……   刘女士猜测这场纠纷在她购房之前就已埋下，因为Z女士在骚扰中曾声称刘女士家“吵了她13年”，但刘女士是外地人，2024年才购得此房并入住。   然而，在购房过程中，无论是原房主还是房产中介，均未向她及家人披露与楼下邻居存在任何矛盾纠纷。   如今，面对难以忍受的居住环境，刘女士不是没想过卖房搬离，但她坦言，现在房子“很难出手”。   那么，从法律角度，Z女士持刀踹门等行为面临何种法律责任？刘女士一家又该如何寻求救济呢？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十二条规定，任意损毁等寻衅滋事行为，或者写恐吓信或者以其他方法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均属于治安违法行为。   本案中，Z女士持刀砍砸刘女士家防盗门，在楼道实施辱 骂、倾倒垃圾等行为，明显超出了正常邻里纠纷的范畴。   公安机关对于此类行为，有权根据情节轻重，依法对行为人处以警告、罚款或行政拘留的处罚。   如果Z女士的行为造成房门严重损毁，或其在行为中对刘女士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构成了具体、即时的暴力威胁，则可能需追究刑事责任。   不过，Z女士在实施行为时，必须具备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因其疑似精神疾病，这需要通过法定的司法精神病鉴定程序予以确定。   结合《刑法》第十八条等规定，精神疾病人员犯罪的，不承担刑事责任。   但是，对于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但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   同时，《民法典》第二十八条、第三十四条、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等规定，监护人的职责包括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权利，以及代理其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并对其侵权行为承担责任。   如果Z女士被认定为限制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女儿作为监护人，负有对其进行管束、照顾，并防止其侵害他人的法定义务。   刘女士若提起民事诉讼，Z女士的女儿极有可能需承担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   此外，物业公司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对于Z女士在公共楼道内的辱骂、倾倒垃圾、持刀徘徊等行为，物业公司接到刘女士投诉后，有义务进行劝阻、制止，并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本案中，如物业公司未尽合理安全保障措施，则刘女士也可以主张相应赔偿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在二手房买卖中，原房主负有如实告知房屋相关情况的义务，特别是可能严重影响居住质量和房屋价值的重大瑕疵，中介机构亦负有尽责的调查和告知义务。   如刘女士所称，购房前未获告知此重大纠纷，则原房主和中介可能涉嫌违约或欺诈，刘女士可依据《民法典》合同编相关规定，主张相应的违约责任或索赔。   对此，您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