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昌一日回家四个姨太太在打牌，女人一见张宗昌回来了，都不约而同的围在张宗昌身边献媚。 那年张宗昌刚当上山东督办，正是风头最盛的时候。济南城里没人不知道张公馆，那栋中西合璧的大宅子，门口站着俩挎枪的卫兵，进出的车辆比省府还频繁。 张宗昌这人，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他出身东北苦寒之地，早年在海参崴一带混码头，给俄国人当过工头，给土匪当过打手，也给革命党运过军火。这种乱七八糟的履历，让他既懂点洋文，又熟悉江湖规矩，还知道怎么在军阀混战里左右逢源。他后来投靠张作霖，靠着敢打敢冲、敢背锅的性格，一路爬到奉系“直鲁联军”头目之一，再到独霸山东，这段发迹史，本身就是北洋时期的一个缩影。 他刚到山东时，济南百姓对他的印象其实很模糊。有人说他是“土匪出身”，有人说他“讲义气、重江湖”，还有人说他“大字不识几个，却喜欢装文人”。这些说法都对，也都不全对。他确实没正经读过书，却喜欢让人给他润色诗句，还出过一本所谓“诗集”；他确实行伍起家，却懂得拉拢士绅、商会，甚至请来洋人当顾问，把山东的铁路、矿山当成自己的提款机。 张宗昌在山东的日子，是他人生权力的巅峰。他名义上是“督办”，实际上是山东的土皇帝。税收想怎么加就怎么加，军队想怎么扩就怎么扩，连纸币都敢自己印。当时山东民间流传一句话：“张宗昌来，山东遭殃。”老百姓对他的不满，不只是因为他横征暴敛，更因为他手下军纪败坏，抢劫、勒索、强征壮丁几乎成了常态。他自己却乐得享受，公馆里天天摆宴，姨太太换了一茬又一茬，牌局从下午打到半夜，再从半夜打到天亮。 四个姨太太围着他献媚，在张公馆是日常。张宗昌对女人向来是“多多益善”，他的姨太太有从青楼赎出来的，有从戏班子里挑的，也有部下为讨好他送来的，甚至还有从东北带来的旧相识。他记不清谁是第几房，只按“大太太”“二太太”这么排下去，至于名字，有时候连他自己都叫不全。这种混乱的家庭关系，放在当时军阀圈子里并不罕见，却也从侧面反映出他对女性的态度——工具多于伴侣，玩物多于平等。 那天四个姨太太在打牌，其实是他默许的消遣方式。他自己不怎么打牌，却喜欢看女人争风吃醋，觉得这比听部下汇报军务有趣多了。他一进门，几个女人立刻围上来，有的给他递烟，有的给他捶背，还有人故意把牌往桌上一摔，说自己手气不好，求督办“赏个彩头”。这种场面在旁人眼里可能觉得滑稽，在张宗昌看来，却是“男人有本事”的象征。 他对姨太太们也不是一味纵容。哪个敢背着他和外人有染，或者在钱上动歪心思，他下手极狠。有一次，一个姨太太因为偷偷拿了公馆的珠宝去当铺换钱，被他知道后，当场让人拖出去打了一顿，再关到后院小黑屋里反省。他的逻辑很简单：女人可以花钱，可以玩牌，可以争宠，但不能动他的钱和面子。在他的世界里，一切都围着“权力”和“利益”转，感情只是点缀。 张宗昌的发迹，离不开北洋军阀混战的大背景。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北伐战争，这些大事件把他一次次推到前台。他在战场上并不总是赢家，却总能在失败后找到新靠山。他最擅长的是“倒戈”和“投机”，今天跟着奉系打直系，明天又和直系暗通款曲，后天还能和南方的势力眉来眼去。这种反复无常，让他在当时就被不少人骂作“墙头草”“混世魔王”。 他在山东的统治，本质上是一种掠夺式统治。他为了维持庞大军队和奢靡生活，对农民加征田赋，对商人征收各种名目的“特捐”，对城市居民则通过发行公债、滥印纸币来搜刮。山东经济在他手里，被折腾得千疮百孔。很多工厂因为税负过重倒闭，不少商铺因为被强征“军需”关门，农村更是出现卖儿卖女的惨状。他自己却在公馆里听戏、喝酒、赏戏子，对民间疾苦视而不见。 从历史结构上看，张宗昌这类军阀的出现，是北洋时期中央权威崩塌后的必然产物。清廷倒台后，全国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军头各据一方，形成“谁有枪谁说了算”的局面。他不过是这一体系中的一个典型代表：文化水平不高，却懂得利用暴力和金钱维持统治；名义上服从北京政府，实际上各行其是；对内残酷镇压，对外则在列强之间周旋。 从个人命运看，张宗昌的一生，是从底层混混爬到权力顶峰，再跌回尘土的过程。他靠暴力起家，靠投机上位，最后也死于暴力。他的公馆、姨太太、排场，在史书里不过几行字，在当时却实实在在压在无数普通人的生活之上。他享受的每一块银元，背后都有山东百姓的血汗。 把他简单当成一个“搞笑军阀”或“段子人物”，其实是对那段历史的轻描淡写。他的荒唐背后，是北洋时期政治崩坏、社会失序的真实写照。四个姨太太围着他献媚的画面，看起来像闹剧，本质上却是权力失控的一个侧影：当一个人掌握生杀予夺的权力，又缺乏制度约束时，他的私生活、脾气、喜好，都会直接变成别人的命运。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