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秋天，被关押在承德监狱18年的土匪齐达榜刑满释放。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承德塞罕坝上的围场县的小山村。 那一年，他已经快五十岁了。外面的世界，对他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这片塞罕坝的山川，陌生的是已经完全变了样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剿匪、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化运动，把他记忆里的旧秩序彻底打碎，他也从一个“山大王”变成了刑满释放人员。 齐达榜年轻时是这一带出了名的土匪头目。塞罕坝地广人稀、山高林密，在旧社会很容易成为土匪藏身的地方。他从小家境贫苦，没读过几天书，十几岁就跟着人进山“吃这碗饭”。起初只是帮人放风、跑腿，后来因为敢打敢拼、下手狠，逐渐在土匪圈子里有了名气，被推为首领之一，手下有几十号人，活动范围主要在围场县及周边地区。 新中国成立前后，解放军开始在华北大规模剿匪。塞罕坝一带的土匪被反复清剿，不少小股武装被歼灭或瓦解。齐达榜的队伍也在几次战斗中被打散，有人投降，有人被击毙，他本人在一次突围中受伤被俘。由于他手上有多起命案，又长期对抗新政权，最终被判处重刑，送进承德监狱劳动改造。 在监狱的18年里，他每天参加劳动，接受政治教育。外面发生的很多事，他只能从报纸、广播和管教干部的讲话中零星得知。抗美援朝、“一五”计划、人民公社、大跃进，这些名词对他来说既遥远又抽象。他真正能感受到的，是自己的身体一天天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结实，脾气也被磨平了不少。 1968年出狱时，国家正处于“文革”时期，政治气氛紧张。他回到围场县的小山村后，发现村里早已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土地归集体所有，村民统一出工、记工分。他原来的老房子已经分给别人住，亲人有的去世，有的外出，他几乎成了村里的“多余的人”。 村里和公社对他这类有“历史问题”的人管理很严，既要按政策给口饭吃，又要防止他再惹事。他被安排到塞罕坝林场参加劳动。那时候，塞罕坝林场已经建设多年，大批转业军人、技术人员和当地农民在这里植树造林，试图把这片风沙肆虐的荒地变成防风固沙的屏障。 齐达榜被编入造林队，干的是挖坑、栽树、运苗这些最苦最累的活。他没有技术，也不懂什么“生态保护”“防风固沙”，只知道不干活就没工分，没工分就分不到粮食。林场冬天极冷，气温经常降到零下三十多度，他和其他工人一起在雪地里挖坑栽树，手脚冻裂是常事。他不再是那个说一不二的“大哥”，而是队伍里一个沉默寡言的普通劳力。 时间一长，他慢慢习惯了这种生活。每天听着上工的哨声起床，跟着队伍一起干活，晚上回工棚休息。林场的干部对他既不亲近也不刻意刁难，只是严格按制度管理。他很少主动提起自己的过去，别人问起，他也只说“以前走错路了”。偶尔有老人提起他当年的恶名，他只是低头抽烟，不再辩解。 从土匪到刑满释放人员，再到林场工人，他的人生轨迹被时代硬生生扭了个弯。年轻时，他靠枪和暴力在这片土地上说话；到了中年以后，他只能靠双手劳动换一口饭吃。塞罕坝上一棵棵栽下的树，对别人来说是国家建设的一部分，对他来说，更像是一种迟到的赎罪。 他晚年在林场干了很多年，直到身体实在干不动为止。没有人给他树碑立传，他的名字也不会出现在塞罕坝的光荣榜上。在主流叙事里，他只是一个有严重历史问题的小人物；但在塞罕坝的林海深处，有一部分树，确实是他亲手栽下的。 齐达榜的经历，折射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剿匪与社会改造的一个侧面。大量像他这样的土匪，并不是天生的坏人，而是被旧社会的贫困和战乱推向了边缘。新政权通过军事打击、法律制裁和劳动改造，一方面消除了地方的安全隐患，另一方面也在尝试把这些人重新拉回社会生产体系。 对这样的人，历史既不能简单歌颂，也不宜完全抹除。他前半生确实犯过严重罪行，给不少家庭带来过灾难；后半生又在林场默默劳动，参与了塞罕坝从荒原到林海的转变。承认这种复杂性，并不等于为他的过去开脱，而是提醒我们：人在制度和时代面前，既有作恶的可能，也有被改造的空间。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