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年我十四岁。一天傍晚，大队的喇叭喊地主富农的名字，说晚上去大队，我听了心里揪得慌。只要喇叭喊他们，从没有过好事。吃完饭，父亲默默往墙上挂那顶洗得发白的蓝布帽，帽檐上补着块不同色的补 丁，是母亲去年用他旧褂子改的。母亲往他手里塞了个窝窝头，玉米面掺了红薯面，在昏暗油灯下泛着哑光：“揣着，说不定要等很久。” 七七年，我十四岁，半大的孩子，却早懂了有些声音会把日子撕开道缝。 傍晚的风裹着土腥味，大队部的喇叭突然扯着嗓子喊名字——全是“地主富农”那串熟悉的姓氏，我爹的名字，就夹在中间。 心猛地往下沉，像被只手攥住，透不过气。那些年，喇叭这么喊，从没有过“好事”，不是批斗就是拉去干重活，回来时爹的腰总比走时弯得更厉害。 饭桌上没人说话，玉米糊糊在粗瓷碗里冒热气，却暖不了空气里的冷。 爹放下筷子，没看我和娘，慢慢往墙上挂那顶蓝布帽。帽子洗得发白，帽檐上打了块补丁，青灰色的，是娘去年用他穿旧的褂子改的，针脚密密的，像怕风钻进去似的。 那顶帽子挂在墙上，像个不会说话的符号，它在替父亲说什么呢？是“别怕”，还是“我走了”？ 娘从灶台上拿起个窝窝头，玉米面掺了红薯面，在昏黄的油灯下泛着哑光，她用围裙擦了擦手，把窝头往爹手里塞：“揣着，说不定要等很久，垫垫肚子。” 爹的手糙得像老树皮，接过窝窝头时，指节捏得有点发白，却没说话，只是轻轻“嗯”了一声。 我盯着那个补丁，突然想问：爹，你怕吗？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知道，他不会说怕，就像娘不会说“别去”一样。 那时候的日子，像被晒得干裂的土地，可爹娘总在裂缝里种上点什么，比如这块补丁，比如这个窝窝头，不是为了甜，是为了“撑住”。 后来爹回来时，天已经黑透了，窝窝头还揣在兜里，硬邦邦的，他说：“人多，没轮上我，就回来了。” 我摸着那顶帽子，补丁的边角被摩挲得有点软，突然明白：有些沉默不是懦弱，是一个家在寒风里相互取暖的方式——你不说话，我也不说，但我们都知道，对方手里攥着的，是能撑过黑夜的东西。 现在想起那顶帽子，补丁的颜色比记忆里更清楚了。原来最结实的不是布，是缝补时的那双手，和手心里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