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斯诺护送邓颖超去天津，邓颖超扮成女佣，走在斯诺后面。到日军岗哨时，斯诺顺利进了检票口，但后面的邓颖超却被拦住了。 1937年8月初，北平沦陷，日军控制城市，邓颖超在西山疗养肺结核，面临搜查风险。中央指示她返回陕北。她通过地下工作者徐冰夫妇联系斯诺，后者同意协助。斯诺提出让她扮成自家女佣跟随，利用外国人身份通过关卡。这反映了当时国际人士在抗日中的辅助作用，许多类似转移依赖这种策略。 次日，两人前往前门火车站购票。站内逃难人群众多，票源短缺。斯诺接触日本少尉，通过赠送美国香烟获取两张去天津的车票。这种方式体现了侵略者对外国人的暂时顾忌，避免直接冲突。下午，他们出发，邓颖超换装简陋衣衫跟随斯诺身后。检票口日军岗哨密集，检查旅客证件和行李。斯诺出示护照通过，但邓颖超被士兵阻拦。斯诺返回说明她是自家佣人，随同前往天津。士兵放行后，两人进入车厢。 车厢拥挤，火车延误三小时启动。途中日军偶尔巡视，但人群密集限制检查深度。这段旅程突显了转移行动的实际困难，许多爱国人士通过类似途径脱离险境。抵达天津后，斯诺联系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后者协助送邓颖超上开往烟台的轮船。爱泼斯坦作为中国友人，提供必要支持，确保转移顺利。这种合作网络在抗战初期发挥了关键作用，帮助多名人士返回根据地。 1938年春，斯诺赴汉口，与周恩来夫妇会晤。周恩来设宴表达谢意，讨论时局。这次重逢强化了中外友谊，许多国际人士因此继续支持中国抗战。斯诺回美国后出版书籍描述经历，但因立场遭受联邦调查局盘问。他应对文件申诉，坚持报道真实性。他的工作影响了西方对中国革命的认知，避免了单一视角。 1940年代，斯诺在家撰写文章，记录中国见闻。1950年代冷战中，护照申请受阻，他起草信件抗议。1960年获准访华，重游陕北，观察新建民居和农业变化。这次访问加深了他对中国发展的理解，许多老友重聚分享经历。他的报道强调了和平合作的必要性，在国际间传播正面信息。 1972年2月15日，斯诺在瑞士日内瓦逝世，遗嘱要求部分骨灰安葬中国，现置北京大学未名湖畔。邓颖超继续妇女和统战工作，出席会议处理文件。1976年后担任多项职务，办公室堆积报告。1992年7月11日，她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