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一名韩国女子给两名美军做完服务后，当着老公的面热情地送大兵们离开。而站在一旁的丈夫双手插兜，满脸愁容，只能低头假装看不见来安慰自己，因为一家人全靠妻子来赚取生活费。 那一年，李英姬刚满17岁，东豆川小村庄的泥土还沾在她的布鞋上。朝鲜战争的炮火炸断了村口的老槐树，也炸碎了她去汉城工厂做工的梦——母亲塞给她的旧手帕里包着五颗干硬的麦粒，那是家里最后的口粮。 一个穿中山装的男人找到她，说美军基地招“后勤女工”，管吃管住还发薪水。她攥着那包麦粒跟着走，直到看见木屋外挂着的“服务社”木牌，才发现玻璃窗后影影绰绰的，全是和她一样年轻的姑娘。 每周一清晨，穿白大褂的人会用冰冷的金属器械检查她们的身体。这本该是保护，却成了催促——“检查合格”的印章刚盖在病历本上，管事就会拍着门板喊：“美军车队下午到，都精神点！” 她试过逃跑。趁着夜色钻进玉米地，没跑多远就被军警的狼狗扑倒，膝盖被碎石磨得血肉模糊。被拖回木屋时，她看见同屋的金顺抱着膝盖哭，金顺的弟弟就是因为偷吃美军扔掉的罐头，被当成间谍打死的。 “我们不是自愿的。”1992年，67岁的李英姬站在汉城妇女会馆的讲台上，这句话重复了三遍。台下有人交头接耳，说当年多少女人抢着往美军宿舍钻——可他们没见过，那些冬天里穿着单衣站在寒风里等“客人”的姑娘，脚底板全是冻疮。 她开始跟着妇女组织走街串巷，在小学、教堂、市政厅前讲述往事。第一次在广场举着“我是慰安妇”的牌子时，手心全是汗，生怕看见当年那个低头的丈夫——他十年前去世，到死都没敢告诉儿子，母亲当年“热情送别”的真相。 1993年春天，李英姬和另外12名幸存者走进法院，诉状上写着“要求日本政府道歉，韩国政府赔偿”。有人劝她：“政府哪会认错？”她却想起金顺临死前说的：“就算赢不了，也得让后人知道，我们不是天生就该受这份罪。” 战争结束后，韩国政府为了留住美军驻军换取经济援助，刻意模糊了“慰安所”的性质——那些挂着“服务社”“俱乐部”牌子的木屋，成了维持同盟关系的隐秘筹码。而筹码上的裂痕，要等半个世纪后，由这些满身伤痕的女人亲手揭开。 2002年，韩国总统在电视上鞠躬道歉，承诺给幸存者发放生活补助。李英姬去银行领钱那天，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在她手上，那双手曾经端过美军的咖啡杯，也写过无数封石沉大海的申诉信。 她把钱分成三份：一份捐给妇女组织，一份寄给金顺的孙子交学费，最后一份换成了车票，回了趟东豆川。村口的老槐树又抽出了新枝，有孩子问她：“奶奶，你当年为什么要去美军基地呀？” 她蹲下身，摸着孩子的头说：“因为奶奶想让你们知道，不管遇到多难的事，都不用低头假装看不见——挺直腰杆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风过时，树梢沙沙响，像极了当年那个愁容满面的丈夫，在无人处轻轻叹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