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人是北京一家著名医院的胃肠肿瘤外科医生，北大医学博士，博士后，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的胃肠肿瘤专家。在我们家，我爱人什么事都不需要管， 不是他生性懒散，更不是家里把他宠成了“甩手掌柜”，是他真的没半点精力、没一分时间，能分给家里的柴米油盐。从晨光熹微到深夜星沉。 他的世界里从来只有手术台、门诊室、实验室和学生的课题，家里的水电燃气、孩子的学业成长、老人的衣食起居，他连过问的空隙都挤不出来，甚至连自己的三餐冷暖，都顾不上操心。 外人眼里，他顶着一长串金光闪闪的头衔，是站在胃肠肿瘤诊疗领域顶端的专家，风光无限，受人敬重。可没人知道，这些头衔的背后，是数十年如一日的极致付出，是熬不完的夜、站不完的手术台、看不完的病历。 北大读博七年，博士后工作站深耕三年，他泡在实验室和病房的时间，比待在宿舍的还多，同门都笑他是“住在医院的人”，为了啃下胃肠肿瘤精准诊疗的难题，他对着上千份病例复盘，对着手术图谱反复钻研，愣是从一名青涩的医学生，熬成了能独挑大梁的学科带头人。 如今身为科室核心骨干，他的日常更是连轴转的高强度。早上六点准时出门，七点半准时开早会，八点开始门诊，一上午的号源早早挂满，从二十出头的年轻患者到八九十岁的老人，每一个人他都耐心问诊，掰开揉碎讲病情、说方案，从不含糊敷衍，常常一坐就是四个小时，连喝口水的功夫都没有。 门诊刚结束，扒两口冷掉的午饭，转身就扎进手术室，胃肠肿瘤手术精细又耗力，腹腔镜下的操作容不得半点差错，一站就是八九个小时是常事，最长的一次，他在手术台边连续奋战十三个小时，下台时双腿发麻、腰直不起来，口罩勒得脸颊全是红痕，却还笑着跟团队说，患者平安就值了。 下了手术台也歇不住，科室的疑难病例会诊要参加，住院患者的病情查房要跟进，带教的博士、硕士研究生要指导，还有数不清的科研课题、学术论文要打磨，国家级的肿瘤诊疗指南修订要参与。 常常深夜十一二点踏进家门，脸上带着掩不住的疲惫，却依旧坐在书桌前，改完学生的论文，再复盘当天的手术细节，桌上的咖啡一杯接一杯，眼底的红血丝就从没消退过。 这些年，他牵头完成了多项胃肠肿瘤微创手术的技术革新，攻克了多个晚期肿瘤综合治疗的难题，让无数原本被判了“死刑”的患者重获生机，可这些成就的背后，是他透支的健康，是缺席的家庭团圆。 在我们家，年夜饭的餐桌永远等不到他按时落座，孩子的家长会他一次都没参加过，老人生病住院，他也只能拜托亲友照料，自己依旧守在手术台旁。 孩子小时候总抱怨，爸爸从来没空陪自己玩，长大了才慢慢懂，爸爸的时间，都给了那些等着救命的病人。 我也曾委屈过，看着别人家夫妻携手逛超市、陪孩子出游，而我永远是独自扛起家里的一切，可每次看到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眼里却闪着“又救下一个病人”的光亮，所有的委屈，又都化作了心疼与理解。 他对患者的上心，到了旁人难以想象的地步。 有位外地来的晚期胃癌患者，家境贫寒，凑不齐手术费用，他主动牵头联系医院的公益救助通道，又带着团队反复优化手术方案，力求用最小的创伤、最低的成本，为患者争取最好的治疗效果。术后他每天亲自查房，叮嘱护士细致照料，还自掏腰包给患者买营养补给品，直到患者顺利出院。 这样的事，在他从医的二十多年里，发生过太多次。他总说，穿上白大褂，就扛起了沉甸甸的责任，患者把性命交到手里，半点都马虎不得。 旁人只看到他头顶的光环，却很少有人知道，顶尖三甲医院的外科专家，到底要承受多大的压力。 胃肠肿瘤患者病情复杂，手术风险极高，每一次操刀都是与死神博弈，术后的并发症防控、患者的康复跟进，件件都是悬在心头的事。 还要兼顾科研与教学，既要守住临床诊疗的一线阵地，又要为学科培养后备人才，为胃肠肿瘤诊疗的发展探索新方向，肩上的担子，重到常人难以承受。 他不是不眷恋家庭的温暖，不是不想做个合格的丈夫、称职的父亲、孝顺的儿子，只是医者的天职，让他不得不把患者放在第一位，不得不把家庭的责任，悉数推给我。 那些旁人眼中的“光鲜头衔”，从来都不是凭空得来的荣耀，是用无数个不眠之夜、无数次的舍小家为大家，一点点拼出来的。 难道医者的极致坚守，注定要以牺牲家庭陪伴为代价吗？难道站在医疗领域顶端的专家，就只能在职业使命与家庭责任之间。 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吗？难道世人只看到他们救死扶伤的荣光，却忽略了他们背后的付出与家属默默的支撑吗？ 我爱人的这份“不管家事”，从来都不是自私，而是一名医者最纯粹的坚守，是一名顶尖肿瘤专家，对生命最极致的敬畏。 他用毕生所学守护着患者的安康，用一生的执着深耕着胃肠肿瘤诊疗的沃土，那些缺席的家庭时光，那些透支的健康年华，都化作了照亮患者生命之路的光。医者仁心，大抵就是这般模样，一身白衣，一生坚守，心有大爱，无畏前行。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