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室友是贫困生。起初我们都不知道，但是通过接触才发现她的家境是这么贫寒。她家有三个孩子，她上面还有个姐姐，下面还有个弟弟。刚入学那会儿，她总是安安静静的，床铺收拾得整整齐齐，书桌上除了课本和几本旧笔记本，再没有其他装饰。 大学宿舍的日光灯管总在下午三点斜斜地切过书桌，我第一次注意到林晓的桌面时，心里愣了一下——除了课本脊背上磨白的书名，只有三个用皮筋捆着的旧笔记本，边角卷得像晒干的海带。 她是我们宿舍最后一个到的，拖着个印着“化肥”字样的蛇皮袋，拉链坏了半拉，露出里面叠得方方正正的蓝布床单。 起初我们都以为她只是性子静，直到军训结束后的第一个周末，寝室约着去校门口吃麻辣烫，她抱着一本《高数》在图书馆门口摆手：“你们去吧，我带了馒头。” 那袋馒头后来在她书桌抽屉里待了三天，每天早晚各掰半块，配着免费的紫菜汤——我们是在水房接热水时撞见的，她正用搪瓷缸子搅着汤里的虾米，见我们来，手往身后藏了藏，耳尖红得像浸了水的樱桃。 真正让我们心里发沉的，是那个冬天的包裹。 收发室阿姨喊她名字时，她抱着的纸箱边角都开了，露出里面几件洗得发白的旧毛衣，最底下压着一张折叠的信纸，被我们不小心瞥见一行：“你弟学费还差三百，姐下个月发工资就寄”。 原来她不是不爱说话，是怕说错话；不是不喜欢漂亮本子，是每一分钱都要掰成三瓣花——她家在山里，三个孩子挤在漏雨的土坯房，姐姐早早辍学打工，弟弟是全家的“指望”，只有她，是靠着村里凑的钱才走进大学校门的。 她总在熄灯后打着手电筒看书，不是装样子，是真的怕挂科——奖学金是她唯一能不跟家里伸手的办法；她从不跟我们一起点外卖，不是不合群，是外卖软件上最便宜的套餐，够她买三天的馒头。 有次我故意多打一份红烧肉，说“阿姨给太多了吃不完”，她盯着碗里的肉看了半分钟，夹起一块放进我碗里：“你瘦，多吃点”，然后把青椒丝全扒拉到自己米饭上。 后来我们宿舍有了个不成文的规矩：买零食永远买五份，点奶茶说“店家送错了多一杯”，她嘴上说着“不用不用”，却会在我们熬夜赶论文时，悄悄泡好四杯红糖水。 现在想起她，我总想问：那些年她抱着馒头站在食堂角落时，有没有羡慕过我们手里的炸鸡排？ 但我更记得毕业典礼那天，她穿着租来的学士服，手里攥着保研通知书，眼睛亮得像山里的星星：“我姐说，以后换我供弟弟读书了。” 其实哪有什么“贫困生”的标签，不过是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用尽全力把日子过成了一束光而已。 那天阳光还是斜斜地照在书桌上，她的旧笔记本旁边，多了个崭新的硬壳本，扉页上写着：“给林晓，以后记笔记不用总担心纸太薄了。”——是我们四个凑钱买的，没写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