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宅拆迁，父亲把550万补偿给弟弟，我沉默签字，一月后父亲找我，签字那天，拆迁办的人把协议放在桌上，父亲指着受益人那一栏，让我在弟弟名字旁边签自己的名字，证明我同意放弃继承权。我没看他，也没看旁边搓着手笑的弟弟，拿起笔，一笔一划写下自己的名字。 老宅的木门轴总在阴雨天吱呀响，混着院里那棵老槐树的土腥味，是我从小到大的背景音。 直到上个月，拆迁办的红漆喷在院墙上，那个“拆”字像块烙铁，烫得人喘不过气。 父亲这些年总说“你是姐姐，该让着弟弟”，弟弟则习惯了把我的退让当成理所当然——从儿时的玩具，到后来的升学名额，再到现在的550万拆迁款。 签字那天，拆迁办的办公室飘着劣质茶叶的味道，父亲坐在我对面，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协议边缘，弟弟站在他身后，脚尖一下下踢着椅子腿，嘴角压不住地往上翘。 父亲指着受益人那一栏，“你在这儿签个字，证明你同意给你弟”，声音不高，却像锤子敲在桌上。 我没抬头，只看见弟弟的手在裤缝上蹭了蹭，指甲盖里还沾着早上吃油条的油渍。 拿起笔时，笔尖在纸上顿了顿，墨水洇开一个小点儿，像我心里那个没说出口的“凭什么”。 一笔一划写下自己的名字，笔画比平时重了三分，像是要刻进纸里，也刻进那些年被“该让着”三个字覆盖的委屈里。 签完字，弟弟说了句“还是姐对我好”，语气轻飘飘的，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我没接话，转身走出办公室，阳光刺得眼睛发酸，老槐树的土腥味突然就闻不见了。 一个月后，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直到父亲敲响我家门。 他没进门，就站在楼道昏黄的灯下，手里提着个洗得发白的布袋子，背好像比上次见面驼了些，眼神躲闪着不敢看我，像个做错事的孩子——这是我从没见过的样子。 “你弟……他前段时间投资赔了，欠了不少钱，我怕你知道了操心，又怕那些人找上门……”父亲的声音断断续续，带着我陌生的慌乱。 原来那550万，不是“该让着”，是父亲想替弟弟填窟窿，却又没勇气跟我说实话。 可他忘了，比起钱，我更怕的是这份“被牺牲”的理所当然，不是吗？ 我那天沉默着签字，不是因为懦弱，而是突然觉得累——二十多年的“让”，让到最后，连争辩的力气都没有了。 这种累像根绳子，悄悄勒紧了我和父亲之间那根本就脆弱的弦，也让我和弟弟的关系，从“姐弟”变成了“债主与旁观者”。 签字后的一个月，我没回过家，手机里弟弟的朋友圈还在晒新车，父亲的电话则安静得像没存在过。 或许亲情本就不是单选题，不是“让”或“争”，而是能不能坐下来，好好说一句“我需要你懂我”。 后来我试着给父亲发了条信息：“爸，下次有事，我们一起想办法，别再一个人扛了。” 昨天路过老宅旧址，老槐树被移走了，留下个光秃秃的土坑，可我好像还能听见它下雨时的沙沙声——就像父亲那天站在门口，欲言又止的呼吸声，混着布袋子里飘出的、我小时候最爱吃的桂花糕的甜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