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沈从文将手伸进电源插头，眼看就要触电，被突然回来的儿子发现，一把推开父亲，几个月之后，沈从文用锋利的刀具割破自己的手腕和脖颈， 被妻子的堂弟张中和发现，及时地将他救了下来，妻子不屑地说，“何苦呢” 那会儿北京的风里都带着股子紧劲儿。刚解放的胡同里，墙根下刷着“改造思想”的白漆标语，穿列宁装的干部挨家挨户敲门，问“家里有没有旧书要上交”。沈 从文住在东堂子胡同的小院，三间北房，窗台上摆着他从湘西带来的陶罐，罐里插着干枯的野菊。他蹲在廊下剥毛豆，指甲缝里全是绿渍，听见敲门声也不抬头——自从去年在华北大学学习班写了篇检讨，他就很少主动跟人说话了。 推开他手的儿子沈龙朱那年二十三岁，刚在《人民日报》副刊当校对。那天他揣着刚发的工资回来，想着给父亲买瓶二锅头，推开门却见父亲站在墙角，右手悬在电灯插座上方，指尖离铜片不过一寸。 龙朱脑子嗡的一声，冲过去抓住父亲胳膊往回拽，沈从文踉跄两步撞在八仙桌上，桌上的茶杯晃了晃，茶水溅在他洗得发白的蓝布衫上。父子俩对视着，谁都没说话。龙朱后来跟朋友说，那一刻他看清父亲的眼神，像湘西冬天的潭水，看着平静，底下全是冰碴子。 沈龙朱的背景得往前捋。他是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第三个孩子，生在苏州九如巷。小时候跟着父母颠沛，从北平到昆明，又在呈贡乡下住过几年。 龙朱记得父亲总在油灯下写东西，写完了就念给他们听，讲的是沅水上的船工、苗寨里的姑娘。可1949年后，父亲再没写过小说，稿纸堆在床底下，落了层薄灰。有回龙朱翻出来看，见上面全是涂改的痕迹，最后一行写着“我还能写吗？”笔迹抖得厉害。 几个月后的那个下午，张中和来串门。他是张兆和的堂弟，在协和医院当外科医生，常来送些药品。敲了半天门没人应，他从门缝里看见堂姐坐在藤椅上织毛衣，针脚歪歪扭扭。 堂姐抬头说“你姐夫在里屋”，张中和推门进去，差点被地上的血吓一跳——沈从文躺在地上，左手腕一道深口子，血顺着指缝滴在地砖上，脖颈也有划伤，血糊住了半边脸。他赶紧撕床单止血，喊来隔壁的老太太帮忙，把人抬到协和抢救。 张兆和的反应比刀子还冷。她跟着去了医院，站在病房门口瞥了眼输液瓶，撇撇嘴说了句“何苦呢”，转身就走。这话传到龙朱耳朵里，他攥着拳头在院子里站了半宿。 他知道母亲为啥这么说——沈从文当年追求张兆和时写了几百封情书，张兆和却总觉得他“像个乡下人”；结婚后沈从文把稿费全交给她管家，她却嫌他“不懂柴米油盐”。建国后沈从文想搞文物研究，张兆和说他“放着好好的作家不当，瞎折腾”，两人早没了话讲。 沈从文的自杀不是一时冲动。1949年9月，他在给大哥沈云麓的信里写：“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那时候他刚参加完第一次文代会，听着台上念报告，觉得自己像个多余的人。他试着写歌颂新社会的散文，写了撕撕了写，最后在日记里骂自己“文字垃圾”。文物研究成了他唯一的寄托，可刚开始没人重视，他蹲在故宫库房里整理瓷器，管理员还嫌他“碍事”。 张中和救了他，却救不了他的心病。出院后沈从文搬去了清华园的单人宿舍，每天去图书馆看资料。龙朱常去看他，见他桌上摆着《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草稿，旁边放着止痛药——长期失眠让他的偏头痛越来越厉害。有回龙朱问他“后悔吗”，他指着窗外的杨树说：“你看那树，冬天叶子掉光了，根还在土里扎着呢。” 这段往事藏着一代知识分子的痛。沈从文不是不想活，是不知道该怎么活。他习惯了用笔写人性，可新时代要的是“集体叙事”；他想守住文人的体面，现实却把他逼到墙角。儿子的那一把推开，堂弟的那一次急救，妻子的那句“何苦呢”，都是那个时代的注脚——有人在挣扎，有人在旁观，有人在叹息。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