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重庆解放后，军统少将在大街上遇到了一个地下党员，连忙冲上去抱住他：“冉益智，你这个大叛徒，快和我去自首！” 李修凯的军统生涯起步于1932年，那时他刚满21岁，就加入了复兴社，被送到戴笠办的浙江警官学校接受特务训练。从武汉站的普通站员干起，他一步步爬升，抗日战争爆发后，转入军统局，担任重庆第一科上校科长，主要负责本地情报收集和镇压活动。那时候，军统在重庆地区抓捕了不少革命力量，李修凯直接参与组织多次行动，导致一些地下工作者落网。抗战胜利后，他升任军统局人事处副处长，处理内部调整事宜。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他已出任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专门布置特务潜伏网络，试图维持国民党在当地的控制。李修凯的这些经历，让他成为国民党高压统治的执行者之一，直接卷入内战的镇压工作中。 冉益智出生在四川酉阳一个地主家庭，1909年出生，早年读过成都公学文科，但没毕业。1936年他加入国民党，当过酉阳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干事，还主编县党部刊物《党政周刊》，写文章攻击共产党和红军。1937年，他转而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重庆从事地下联络任务。初期以普通身份掩护，参与传递情报和小型会议组织。1945年上半年，他到达县女子中学任训导主任，还聘请地下党员杨树森教国语课。那段时间，他表面上维持教学工作，实际继续地下活动。但他的立场一直不稳，党内有些同志对他有意见，认为他胆小怕事，不愿吃苦，工作敷衍。 1948年4月，重庆地下党遭受重大打击，起因是《挺进报》事件。这份地下党机关报本来针对党员和进步群众发行，但后来随意扩散，甚至寄给国民党官员，引发敌人震惊。国民党限期破案，通过红旗特务查到任达哉，又抓到许建业，导致刘国定被捕。刘国定隐瞒身份，只承认是候补党员，但供出李忠良等人。李忠良出卖余永安，余永安又供出冉益智。4月16日，特务在北碚接头地点抓捕冉益智。他被捕当天就叛变，只挨了两记耳光和蒙头打一顿，就出卖组织，指认刘国定是市委书记，许建业是工运书记，还供出重庆沙磁区、北碚区、城区和下川东党组织结构。 冉益智的叛变像连锁反应一样扩大破坏。他不仅供出大批同志，还亲自带领特务抓捕涂孝文、苟明善等人。涂孝文是下川东地委书记，被捕后也叛变，导致江竹筠、李青林、雷震、张静芳等数十名党员暴露。冉益智还交出万县、广安等地组织关系，升为军统中校参谋，参与编写反共材料，如《防止中共入川之对策》。他的供词直接引发133名地下党员被捕，其中53人牺牲，包括《挺进报》事件中的多人。这次大破坏几乎摧毁重庆地下党组织，祸及川东和川西地区。冉益智的举动，让党内同志遭受灭顶之灾，他从昔日副书记变成敌人帮凶。 李修凯在这些事件中扮演关键角色。作为保密局副区长，他协调审讯和抓捕行动，接收冉益智提供的材料，用于进一步镇压。他指挥手下在重庆设卡检查，扩大搜捕范围。冉益智的配合，直接支持李修凯的特务任务，两人通过这些破坏活动交织在一起。李修凯的坚持，体现了国民党在西南的顽固控制，而冉益智的叛变，则加速了地下党的损失。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势力崩溃，许多特务逃亡或被捕。李修凯选择自首，向人民政府坦白，提供军统潜伏名单，获得宽大处理。 重庆解放后，冉益智试图低调藏匿。他先回北碚黄桷镇82号家中，第二天到江北朋友家住下，打算进城活动。12月2日，他去和平路原国民党市党部脱险同志登记处，想找罗广斌解释，但没找到人。13日又去江北寻原地下党领导表白，也未果。12月18日，他在民生路走向大同路德胜戏院门口时，遇到已自首的李修凯。李修凯抓住机会，认出冉益智，将他扭送到公安机关。这次相遇，成为冉益智暴露的转折点。李修凯的举动，也算他自首后的立功表现。 事件发生后，冉益智的叛变记录被核实，包括1948年出卖的情报导致的损失。1950年，公安机关正式逮捕他，关押在重庆拘留所，进行详细调查。他在审讯中继续提供军统残余线索，但罪行事实无法改变。1951年2月，重庆人民法院公开审判冉益智，与刘国定等叛徒一同受审。法庭列出他的叛变细节，如出卖地下党结构和协助审讯造成的牺牲。判决死刑后，他被执行枪决。他的结局，标志着对这类叛徒的清算。李修凯投诚后，从事普通劳动，远离政治，逐渐从历史中淡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