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拍摄于1951年，这一年的玛丽莲·梦露刚刚25岁，她穿着性感但神情举止却又天真纯洁，自信大方。 镜头里的她笑靥如花，金色卷发衬着白皙皮肤，每个姿势都像精心计算过的性感公式。 可如果你凑近看，会发现她攥着裙摆的指节泛白，那笑容里藏着一丝不属于25岁的疲惫。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后来让全世界疯狂的女人，童年是在孤儿院的铁窗后度过的。 6岁到12岁，她像件没人要的行李，被从一个寄养家庭送到另一个。 那些年，她最大的愿望是有张属于自己的床，而不是每晚抱着孤儿院发的粗布娃娃蜷缩在角落。 后来她在日记里写：“我以为成为明星就能拥有一切，原来只是换了个更大的孤儿院。” 1944年的军工工厂，20岁的诺玛·简（她那时还叫这个名字）正在装配飞机零件。 摄影师戴维·康纳弗的镜头扫过车间，突然定格在她身上沾满油污的工装裤遮不住年轻的曲线，汗水浸湿的额发贴在脸颊，却笑得比阳光还亮。 这张刊登在《扬基杂志》的照片，把她推向一条再也回不了头的路。 福克斯公司给她改了名字，染了白金金发，连体重都要精确到盎司。 每周三次漂发，头皮烧得发疼也不能停；118磅的体重秤像审判官，多一两就要被营养师约谈。 她演的角色永远是“金发傻妞”，台词里塞满露骨的笑话。 有次她试着改了句台词，导演当场把剧本摔在她脸上：“记住你的工作，不是思考，是发光。” 遇到阿瑟·米勒那年，她以为找到了同类。 这个写《推销员之死》的剧作家，会和她讨论萨特的哲学，会认真看她写的诗。 他们秘密结婚那天，她没穿婚纱，就穿了件洗得发白的棉布裙。 可FBI的监控文件里，她成了“需要警惕的左翼同情者”，连枕边话都可能被汇报给胡佛。 后期的她开始依赖药物，巴比妥类药片在床头柜堆成小山。 私人医生的处方档案显示，她的用药剂量是普通患者的三倍。 1962年8月5日，洛杉矶的夏夜闷得像口锅，她的助理发现她侧躺在床上，手里还攥着一本翻开的诗集。 官方结论是自杀，可胃里没检测到药物残留的报告，让这个结局成了永远的谜。 那张1951年的照片里，她攥着裙摆的指节还泛着红，就像后来攥着诗集的手一样用力。 白金金发早已褪色，可她留下的那个问题还在：当全世界都想让你成为符号时，做自己需要多大的勇气？或许这就是她最珍贵的地方在被物化的时代里，她始终没放弃寻找诺玛·简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