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女儿的爹十六年前孩子刚满月就不要她了，十六年跟死了一样，今年突然找律师找法院，我去了才知道人现在说是投资失败了一无所有了，就想起来还有个孩子，在法院听说孩子考上重高了，更是跟法院诉求，想跟我复婚，说我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十六年前，女儿刚满月，他收拾行李走了。 没留一句话，像水蒸发在空气里，十六年杳无音信。 我一个人打两份工，把孩子从5斤8两的小不点，养到1米65的少女，书桌上的台灯换了三个，她的奖状贴满了半面墙。 今年春天，法院传票突然寄到家里。 我捏着那张纸，手都在抖——他找了律师，要“处理子女问题”。 调解室在三楼，电梯坏了，我爬楼梯时，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比脚步声还响。 他就坐在靠窗的位置。 头发白了快一半，以前总梳得锃亮的头发现在软塌塌的，西装领口沾着点油渍。 “我投资失败了，”他搓着手，声音有点哑，“什么都没了，就……就想起还有个孩子。” 我没说话，看着他手边的玻璃杯，里面的水纹丝不动。 然后调解员念诉求，说到“双方当事人之女，现已被市重点高中录取”时，他猛地抬头。 眼睛亮了一下，像是突然想起什么重要的事。 “法官，”他往前探了探身，语气急切起来，“那我们复婚吧！我知道错了，为了孩子，给她一个完整的家。” 完整的家？ 是靠一个十六年没换过一次尿布、没开过一次家长会的人，突然坐在这里说“复婚”就能完整的吗？ 那天在法院调解室，空调风有点冷，我攥着女儿刚发的重高录取通知书复印件，指尖都在冒汗——他坐在对面，头发白了大半，西装袖口磨得起毛，开口却是“为了孩子，我们复婚吧”。 或许他是真的走投无路了，或许某个瞬间真的后悔过。 但十六年的空白，不是一句轻飘飘的“为了孩子”就能填满的。 我记得女儿五岁发烧，我背着她走三公里去医院，她趴在我背上哼唧“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只能咬着牙说“爸爸去很远的地方挣钱了”；我也记得她十二岁第一次来月经，红着脸问我怎么办，我翻遍育儿书，手忙脚乱教她用卫生巾，那天晚上她抱着我说“妈妈，有你就够了”。 他大概不知道，女儿早就不需要一个符号化的“爸爸”了。 她需要的，是下雨天会送伞的人，是考砸了会摸头说“没关系”的人，是现在能和她一起讨论高中选课的人——这些，十六年里，都是我。 调解没成，我当场签了拒绝复婚的声明。 回家路上，女儿发微信问“妈，事办完了吗？晚上想吃你做的糖醋排骨”。 我回“马上回，排骨买好了”，眼泪突然掉下来，砸在手机屏幕上。 其实现在想想，他或许不是坏透了，只是自私了一辈子——得意时忘了家，落魄了才想起还有个可以落脚的地方。 可家不是旅馆，孩子更不是筹码。 短期看，我拒绝了他，也拒绝了那段本该早就埋进土里的过去。 长期呢？或许女儿某天会好奇问起他，或许不会，但那是她的人生课题，我能做的，是让她知道，爱从来不是缺席后的突然补偿，而是一天天、一点点攒起来的温暖。 现在每次给女儿掖被角，都会看看她书桌上的台灯。 暖黄色的光，照着她写满公式的草稿纸，照着旁边我织了一半的围巾。 这光，我们用十六年慢慢攒起来的，不冷，也够亮——不需要再来一根忽明忽暗的蜡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