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的上海提篮桥监狱，铁钉刮过木床的声音在走廊里打转。 范纪曼盯着墙上的霉斑数了第三遍，明天这个时候，他脖子上该多一道勒痕了。 死刑判决下来那天，毛人凤的签名像滴在宣纸上的血，洇透了整个卷宗。 牢房里的风带着咸腥味，从铁窗缝钻进来。 范纪曼摸了摸藏在腰带里的半截铅笔，这是他被捕时没被搜走的东西。 三天前，狱警搜查沈寒涛家时，就是用这支笔写的纸条暴露了行踪。 现在它硌着腰，像块发烫的烙铁。 沈寒涛在特务队的审讯室里跪了不到两个时辰，就把藏在床板下的《国家与革命》交了出去。 书里夹着的纸条上，范纪曼用铅笔写的“江防图在怀馨馆后院第三块砖下”还带着体温。 特务队长拿着书拍桌子时，沈寒涛的牙齿打颤声隔着三道墙都能听见。 老虎钳夹碎沈寒涛手指时，他喊的不是疼，是“我招”。 后来范纪曼在监狱见到他被抬出去，左手四个指节都成了烂泥，那本禁书就扔在审讯桌上，封皮被烙铁烫出个黑洞。 看守说沈寒涛叛变后三天没合眼，总在梦里喊“书是我的，跟他没关系”。 负责送饭的看守老王总在粥碗里多卧个鸡蛋。 死刑前一天的断头饭，老王把筷子递给他时，袖口沾着的粉笔灰蹭到了碗沿后来才知道，他儿子在同济大学读书，偷偷参加过范纪曼主讲的“时事夜校”。 老王低声说“墙根的砖松了”，范纪曼看见他眼里的血丝比粥里的红豆还红。 那天后半夜，老王值岗时故意把巡逻路线拉长了三分钟。 范纪曼用床板拆下的木板搭在厕所外墙，砖缝里还留着他白天偷偷刻的记号和当年画江防图时用的三角标记一模一样。 翻过去时，木板压断的声音像极了沈寒涛招供时的哭喊。 1956年上海外国语学院的课堂上，范纪曼讲俄语语法时，总爱拿“隐蔽”这个词举例。 学生们不知道，讲台上那个戴眼镜的教授，二十年前曾在监狱厕所的排水管上，用同样的词根编过求救暗语。 他书架上常年放着一本包着牛皮纸的书，翻开第一页，能看见铅笔写的“国家与革命”，字迹和当年监狱里的纸条如出一辙。 那本《国家与革命》后来被收进上海档案馆，泛黄的扉页上还留着沈寒涛的指印和范纪曼的铅笔字。 范纪曼晚年整理教案时，总把当年越狱用的木板碎片压在玻璃台板下，旁边放着他教过的第一届俄语班合影照片里，五十多个年轻人的笑容里，藏着比江防图更重要的东西。 这个在监狱墙上刻过三角记号的人，最终把更多的记号刻进了学生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