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一伙人突然闯入一户农家，将家里的女人带走，正当女人的丈夫一头雾水的时候，女人却异常平静的对男人说：“在床的下面有一封信是留给你的，我走后你在拿出来看。” 男人看着女人被塞进绿色吉普车，扬起的黄土迷了眼。 院子里晒着的玉米棒子还没收完，灶台上的铁锅冒着热气，锅里的小米粥熬得正香。 这个和他过了三十年的女人，此刻脸上没有惊慌，反而有种解脱般的平静，就像秋收时节看着颗粒归仓的庄稼人。 床板下的信被压在一个旧木箱底，牛皮纸信封边角已经泛黄。 男人拆开时，指腹被粗糙的纸边划了道细口子。 信里的字迹娟秀却有力，开头那句“我本名张春莲，曾是军统毛人凤的秘书”让他手里的信纸簌簌发抖。 三十年同炕共枕，他竟不知道枕边人真实的名字，更不知道她曾是谍战小说里才有的人物。 1945年的重庆曾家岩，张春莲第一次见到毛人凤时，对方正用手帕擦着金丝眼镜。 这个在军统里说得上话的人物，后来成了她名义上的丈夫，却在半年后把她送到了戴笠的别墅。 那晚嘉陵江的雾很大，她站在雕花铁门外，看着楼里晃动的人影，突然明白所谓爱情不过是权力棋盘上的棋子。 三个月后，她借着送文件的机会，把一份标注着“绝密”的军事部署图塞进了中山装内袋，交给了接头的地下党员。 1948年深秋，张春莲揣着组织给的五块大洋和一张假身份证明，坐上了去西北的闷罐火车。 在陕西渭南的土塬上，她遇见了正在拾柴的老农。 男人黝黑的脸上沾着草屑，递给她半块干硬的馍馍。 她看着远处窑洞的炊烟，突然想过几天能看见日头升起的日子。 婚后第三年，大儿子出生那天，她在炕头缝了个小布包，把那张泛黄的身份证明埋在了院角的老槐树下。 1978年冬天的某个清晨，两个穿着中山装的人敲开了土坯房的门。 张春莲正在给最小的女儿梳辫子，听到“组织找你”四个字时，木梳停顿了半秒。 她让女儿去灶房看火，转身从衣柜底层翻出一个红布包，里面是枚生锈的铜制党徽。 这个在批斗会上都没舍得交出去的物件，此刻被她紧紧攥在手心。 老农后来才知道，那封信里除了说清身份，还夹着一张折叠整齐的纸条，上面写着八个孩子的生辰八字和“相信党会照顾好你们”。 张春莲被带走的第十天，村支书带来了县里的通知，说她是“隐蔽战线的老战士”。 那天晚上，老农翻出床底的木箱，在最底层找到了一沓泛黄的《毛泽东选集》，书页里夹着干枯的野菊花，那是每年春天张春莲去坡上挖野菜时带回来的。 现在的老宅院还在，八个孩子都已成家。 最小的女儿在县城开了家小书店，进门最显眼的位置摆着一本《中共隐蔽战线史》。 有顾客翻到“张春莲”那个只有两行字的条目时，她总会递上一杯热茶，说这是她母亲的故事。 书架第三层的角落里，放着一个褪色的红布包，里面那枚铜制党徽的棱角，被无数次摩挲得光滑发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