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美国斩杀线后，困扰我多年的疑惑解开了。以前不明白美国的流浪汉为何那么牛，都会小提琴钢琴，现在明白了其实就是会弹钢琴、小提琴的中产变成了流浪汉。 据皮尤研究中心基于美国人口普查局和美联储数据得出的研究结果，1971年美国中等收入家庭占所有家庭的比例高达61%，彼时的社会结构还是相对稳定的“橄榄球”状。 但到了2016年，这一比例已经跌破半数，仅为49.4%。与之相对的是，低收入家庭比例从25%上升到29%，高收入家庭比例从14%攀升至21%，社会结构逐渐向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状”演变。 更关键的是，财富分配的倾斜愈发明显，1970年中等收入家庭占据社会总收入的62%，而到后来这一比重仅剩43%，反倒是高收入家庭的财富占比从29%涨到了49%。 中等收入家庭45年间的实际收入仅增长34%，不仅远低于高收入家庭49%的增幅，甚至与低收入家庭28%的增幅差距不大。 在这样的财富分配逻辑下，中产阶层的抗风险能力被大幅削弱，一场失业、一次疾病，甚至仅仅是房租的上涨，都可能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让他们从体面的中产滑落到流浪汉的行列。 这也就能解释为何街头的流浪汉里会有不少具备艺术素养的人——他们本就是中产阶层的一员，只是没能跨过斩杀线的筛选。 美剧中常见的“上一秒是高管下一秒就破产”的情节，并非艺术夸张，而是美国就业市场真实困境的写照。 美国政府公布的失业率数据往往带有误导性，比如2025年5月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官方失业率仅为4.2%，但美国智库路德维希共享经济繁荣研究所同期发布的真实失业率却高达24.3%，自当年2月起这一数字就始终维持在24%以上。 两者的巨大差距，源于官方统计将两周内工作仅一小时的人就计入就业人口，而真实失业率则包含了“功能性失业”人群——也就是那些虽然有工作，但薪水过低无力负担基本生活成本的人。 2025年一本名为《我们无处容身：在美国工作却无家可归》的畅销书，就揭示了这类人群的窘境。 书中追踪的外卖员、客服中心接线员、快餐店员工、优步司机等群体，大多拥有全职或兼职工作，却因为收入微薄，只能住在收容所、廉价旅馆，甚至自己的车里。 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2024年底发布的《无家可归者状况评估报告》显示，美国登记在案的无家可归者已超过77万人，而该书作者、社会学者布赖恩·戈德斯通根据实际调研判断，真实的无家可归者数量大概是官方数据的6倍，约400万人。 这些人正是在“斩杀线”边缘挣扎的群体，一旦遭遇一点意外，就会彻底跌落底层。 极端天气下的流浪汉死亡事件，更像是“美国斩杀线”的显性化体现。美国并非没有极端天气下的救助机制，但对于底层流浪汉而言，这种机制往往形同虚设。 每一次寒潮来袭，都会成为对流浪汉群体的“筛选”。 光明网曾报道，1998年圣诞期间，美国遭遇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各地气温骤降，冰冻雨雪吹断电线，造成数十人死亡。其中在阿拉巴马州，就有流浪汉因严寒冻死。 对于活下来的流浪汉而言，他们面临的是持续的生存压力，而这种压力背后，是社会福利体系的缺位。 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曾指出，美国的政客和企业更愿意将成本转嫁到底层群体身上，就连移民儿童都成为被剥削的对象。 2022财年，共有13万无人陪伴的移民儿童进入美国收容所，人数较5年前增长2倍，至少10个州还通过或正在讨论放宽雇佣童工限制的法案，让这些孩子早早进入劳动力市场被剥削。 美国作为移民大国，常年有大量移民涌入甚至偷渡入境，但人口却能保持相对稳定，这背后也离不开“斩杀线”的隐性调节。 大量底层移民和偷渡者进入美国后，很难获得体面的工作，大多只能从事低薪、高危的职业，处于“功能性失业”的边缘。 这些底层移民在缺乏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很容易成为“斩杀线”的牺牲品，要么在极端环境中死亡，要么在贫困循环中挣扎，难以形成有效的人口增长。 而对于那些移民到美国的富人而言，他们的后代也并非能一直维持优势地位。 毕竟美国的财富分配机制更倾向于顶层群体，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远跟不上财富集中的速度，富人后代一旦跌落中产，再想爬回去的难度极大，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有“移民富人后代第三代基本断根”的说法——他们并非消失，而是被“斩杀线”打入了底层。 《当幸福来敲门》之所以能让美国人感动，核心就在于它讲述了一个在“斩杀线”下逆风翻盘的故事。 但恰恰是这种感动，反衬出了多数人的无奈——因为在现实中，能像主角一样突破“斩杀线”的人寥寥无几。 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美国公众对未来的财务预期持续变差，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自己随时可能被“斩杀线”吞噬。 这种社会机制下，所谓的“美国梦”早已变成了少数人的幸运，多数人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