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画坛巨匠 徐悲鸿 去世没几个月，他30岁的遗孀 廖静文 ，带着两个孩子，把上千幅真迹画作和珍贵古画，打包捐给国家，一分钱没留，很多人说她是疯了，还有人说她是为了洗白名声，但没人知道，她后来再婚、生了孩子，却一辈子以“徐悲鸿遗孀”自居，连签名都不改，这事，一直被人议论了几十年 打包画作的那天，北京的四合院飘着冷雨，廖静文蹲在地上，把徐悲鸿的《奔马图》《愚公移山》小心翼翼地卷起来，外面裹上厚厚的棉纸。大儿子徐庆平才七岁，小女儿徐芳芳刚满五岁，两个孩子蹲在旁边，小手帮着递绳子，嘴里还念叨着“爸爸的画”。 廖静文的眼泪砸在棉纸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印子，她却没抬手擦。亲戚们堵在门口劝她，说这些画是徐悲鸿一辈子的心血，留着随便卖一幅，就能让娘仨后半辈子衣食无忧。她只是摇摇头，说这是悲鸿的心愿，她不能违逆。 廖静文第一次见徐悲鸿时，才19岁，是他的秘书。那时候的徐悲鸿，已经是名满天下的画家，却一点架子都没有。他常常带着她去看画展，指着那些画作，眼睛发亮地说，艺术不是私藏的宝贝，是要给国家、给百姓看的。 他说自己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建一座美术馆，把所有作品都摆进去，让更多人懂画、爱画。那时候的廖静文，看着他侃侃而谈的样子，心里满是崇拜。 后来他们走到一起，日子过得不算富裕。徐悲鸿把大部分钱都用来买古画、资助年轻画家，家里的饭桌上，常常是简单的青菜豆腐。廖静文从没抱怨过，她知道，在丈夫心里，艺术比什么都重要。 徐悲鸿走得突然，留下的除了上千幅画作，还有一屁股为买古画欠下的债。廖静文看着满屋子的画，又看着两个瘦弱的孩子，一夜之间愁白了头发。有人找上门，说愿意出高价买一幅《奔马图》，能还清所有债务，还能给孩子买新衣服。 廖静文看着那人油滑的嘴脸，直接把人赶了出去。她想起徐悲鸿病重时，拉着她的手说的话，他说这些画是国家的财富，绝不能落到私人手里。她咬着牙，一边抚养孩子，一边整理画作，那些日子，她每天只睡四个小时，累得直不起腰，却从没动过一丝私藏的念头。 捐赠的消息传出去后，议论声铺天盖地。有人说她傻，放着金山银山不要，偏要做亏本买卖。有人说她是想靠捐赠洗白，毕竟她嫁给徐悲鸿时，年纪差了二十多岁，当初就有不少闲话。还有人说她是图名，想借着徐悲鸿的名气往上爬。廖静文看到那些报纸上的揣测，只是默默收起，没做任何解释。她知道，懂的人自然懂，不懂的人，说再多也没用。 几年后，廖静文再婚了，对方是个温厚的知识分子，对她和孩子都很好，后来还和她生了一个儿子。婚礼很简单，没有大操大办。有人劝她改签名，说以后就是新的身份了，她却摇摇头，依旧用“廖静文”三个字，落款后面，还会悄悄加上“悲鸿妻”的小字。她不是放不下过去，是舍不得。她舍不得徐悲鸿的理想，舍不得那些和他一起度过的日子，更舍不得他留在画作里的心血。 往后的几十年里，廖静文把精力都放在了徐悲鸿纪念馆的筹建上。她跑遍了各个部门，一遍遍讲述徐悲鸿的心愿，一点点筹集资金。纪念馆落成那天，她站在徐悲鸿的雕像前，看着络绎不绝的参观者，看着孩子们在画作前驻足，突然就哭了。她知道，自己了。 她知道，自己终于完成了丈夫的遗愿。她还整理了徐悲鸿的书信和手稿，出版了好几本研究他艺术的书，帮着很多年轻画家办展览，就像当年徐悲鸿帮别人一样。 有人问过她，后悔吗？后悔把上千幅画捐出去，后悔一辈子顶着“徐悲鸿遗孀”的名头。她笑着摇头，说从来没后悔过。那些画留在国家美术馆，比锁在自家的柜子里，更有价值。她顶着这个名头，不是为了名声，是为了提醒自己，要守好悲鸿的艺术遗产，要把他的精神传下去。 廖静文的选择，从来不是疯，也不是洗白，是一个妻子对丈夫最深的理解和尊重，是一个普通人对艺术最纯粹的敬畏。她把个人的得失放在一边，守住了丈夫的理想，也守住了一份沉甸甸的家国情怀。这份坚守，无关名利，只关深情。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