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48岁的三毛因子宫内膜肥厚，住进了台湾荣民总医院。手术的第二天，在医院的卫生间里，三毛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匆匆长辞于世。 那天的荣民总医院走廊飘着消毒水味，三毛住的306病房朝南，阳光能斜斜照到床头柜。她入院时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头发松松挽着，手里攥着本翻旧的《圣经》——那是荷西送她的，扉页写着“Echo，我的沙漠玫瑰”。护士说她话不多，总望着窗外发呆，偶尔问“几点了”，声音轻得像片羽毛。医生诊断子宫内膜肥厚，建议尽快手术，她点头应了，没提任何要求，仿佛这只是人生又一个要跨过去的坎。 手术安排在入院第三天上午。她术前没紧张，反而跟麻醉师聊起撒哈拉的星空，说“那里的星星不会骗人，亮就是亮，暗就是暗”。麻药起效前，她还记着让护士把她枕边的荷西照片收好，别让镜头反光晃着眼睛。手术很顺利，病理报告显示是良性增生，医生说“好好休养，很快能出院”。可谁也没料到，第二天清晨查房时，护士发现她不在床上，最后在卫生间找到她——穿着那件蓝布衫，背靠着瓷砖墙，人已经凉了。 三毛的离去像她写的书，总带着股说不清的宿命感。她这一辈子，好像一直在“走”：14岁辍学在家读杂书，19岁逃去西班牙留学，遇见荷西后在撒哈拉沙漠定居，写《撒哈拉的故事》火遍华人圈。荷西1979年潜水意外去世后，她抱着他的骨灰盒在阳台坐了三天，后来周游各国，写《梦里花落知多少》，字里行间全是“此生再无归处”的怅惘。1989年回大陆探亲，在敦煌莫高窟哭到缺氧，说“这里才是我的根”，可转头又飞去中南美洲，继续漂泊。 这几年她其实过得并不轻松。1987年写《滚滚红尘》电影剧本，为了还原张爱玲和胡兰成的故事，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半个月，出来时瘦了一圈。电影上映后争议不断，有人说她“美化汉奸”，她没辩解，只私下跟朋友说“我只是想写一个女人如何在乱世里活下来”。1990年她在《联合报》开专栏，连载《我的宝贝》，写那些从各地淘来的旧物件，字里行间透着对“安稳”的渴望，可每篇结尾总绕回“明天又要上路”。 住院期间，她床头柜上总放着两样东西：荷西的旧手表，表盘停在1979年9月30日（他去世的日子）；还有半本没写完的手稿，标题是《彼岸花》。护士打扫时发现，稿纸边缘有泪渍，字迹越来越潦草，最后几页只写了“风停了，我该走了”。她没跟任何人提过轻生的念头，可熟悉她的人都懂，那个在沙漠里笑着写“每想你一次，天上飘落一粒沙”的女人，心里早就堆满了沙丘。 手术后的那个夜晚，她其实醒过一次。同病房的老太太听见她轻声哼《橄榄树》，调子跑得厉害，像在跟谁告别。凌晨四点多，她悄悄起身，没惊动值班护士，走到卫生间。那里窗户对着医院的花园，她可能想最后看看天，或者只是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安静地和自己相处。没人知道她当时的想法，就像没人真正读懂过她笔下那些“流浪”背后的孤独。 三毛走后，亲友整理遗物，发现她钱包里夹着张字条，是荷西生前写的“Echo，你要答应我，无论去哪，都要好好吃饭”。她把这字条带在身边二十年，直到最后一天。有人说她“不负责任”，抛下父母和读者；可了解她的人知道，她这一生都在用“离开”对抗虚无——既然世界容不下她的漂泊，那就让灵魂彻底自由。 她的书至今还在卖，《撒哈拉的故事》封面上的她戴着草帽笑，眼睛亮得像星星。可很少有人提，那个写“心之何如，有似万丈迷津”的女人，其实一辈子都在迷津里打转。她的离去不是终点，更像她笔下的结局：风停了，沙落了，故事该翻篇了。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