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冬，北京的落叶被卷进寒风，浦安修手里紧紧攥着一个信封，推开了侄女彭梅魁的家门。那是中央刚补发的工资和抚恤金。彭梅魁拆开信封，除了分配给家属的，有一张单子特别扎眼：景希珍，3000元。 彭梅魁捏着那张单子，指头有点抖。景希珍是谁？她心里犯嘀咕。浦安修坐在藤椅上，咳了两声，从兜里摸出块手帕擦嘴：“这是你伯伯的老警卫员，跟了他十几年。” 景希珍这个名字，彭梅魁听过，却没见过。1950年抗美援朝，彭德怀临危受命赴朝，景希珍就是那时被选作警卫员的。这人四川巴中人，出身佃农，1946年在延安参军，因为个子高、枪法准，被调到彭德怀身边。浦安修记得，有次彭德怀开玩笑说：“景希珍这名字取得好，希望他珍惜珍重，跟着我别出岔子。”没想到一语成谶，后来彭德怀在特殊时期蒙冤，景希珍也跟着遭了不少罪。 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被罢官，景希珍跟着他从北京搬到吴家花园。那会儿院子里荒草齐腰，彭德怀每天扛着锄头开荒种菜，景希珍就蹲在地头帮他挑粪。有回彭德怀感冒发烧，景希珍冒雨跑了三里地去买药，回来时浑身湿透，彭德怀把自己的棉袄披在他身上，说：“你比我金贵，冻病了谁给我煮面条？” 1965年彭德怀被派往西南三线建设，景希珍还是跟着。在成都，彭德怀住招待所，景希珍睡在隔壁房间，每晚睡前都要检查门窗。有次当地干部送来一筐橘子，彭德怀让景希珍分给工作人员，自己一个没留。景希珍偷偷藏了两个，被彭德怀发现后，硬是让他退了回去：“当官的不能吃独食，这是规矩。” 彭德怀去世后，景希珍被下放到四川什邡的农场劳动。他从不说彭德怀的坏话，有人逼他揭发，他就闷头干活，扛麻袋把肩膀磨出血泡。1974年彭德怀平反前夕，景希珍才被允许回北京看病，住在招待所里，每天对着彭德怀的照片发呆。浦安修去看他，他拉着浦安修的手哭：“我对不起首长，没保护好他。” 1978年补发抚恤金时，浦安修特意找到组织部，说：“景希珍跟了老彭那么多年，现在日子过得紧，得给他多分点。”她记得彭德怀生前常说：“景希珍是个老实人，没读过多少书，但心眼实诚。”那3000元，是她从自己那份里匀出来的——她知道景希珍家里人口多，妻子没工作，三个孩子还在上学，这笔钱能顶大用。 彭梅魁拿着单子去找景希珍时，他正在胡同口修自行车。老头儿头发白了，背驼着，看见彭梅魁手里的信封，手一抖，扳手掉在地上。“梅魁同志，这钱我不能要……”他推辞着，可彭梅魁看见他补丁摞补丁的裤腿，还有露着脚趾头的布鞋，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后来才知道，景希珍拿到钱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彭德怀的墓碑换了块新石板。他自己舍不得花钱买肉，却给孩子们买了字典和书包。有次彭梅魁去他家，看见墙上挂着彭德怀的照片，下面写着“恩重如山”四个字，是他用毛笔写的，字迹歪歪扭扭，却一笔一划很认真。 这些年总有人问，彭德怀为什么那么信任景希珍？答案或许就在那些琐碎的日常里：景希珍会记得他爱吃辣椒，会在他熬夜批文件时悄悄放杯热茶，会在他发脾气时默默递上旱烟袋。这种信任不是一天建立的，是十几年风风雨雨里攒下来的。 浦安修晚年常说，她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彭德怀的旧部。那些跟着他出生入死的战士，有的牺牲在战场，有的含冤而死，活下来的大多过得不容易。她补发抚恤金时，特意多给景希珍、綦魁英（彭德怀秘书）这些人加了钱，她说：“老彭要是知道了，肯定会说‘别搞特殊’，可我知道，他心里是记着这些人的。” 现在景希珍已经去世多年，但他修自行车的那条胡同还在。偶尔有老人提起他，都会说：“那老头儿实诚，当年给彭老总当警卫员，没享过一天福，倒落下一身病。”而那3000元抚恤金的故事，也随着岁月流传下来，成了彭德怀与身边人之间，最朴素的情谊见证。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