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新四军团长汤景延叛变，打死3名新四军战士后，带着600多人投靠日军，有人建议杀了他，粟裕却说：“谁也不许动他！”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43年前后，苏中一带形势很紧，日伪力量集中，清乡、设卡、封路一块上，想把新四军的活动范围越压越小，路被堵，村镇被反复搜，部队补给和联络都变难了。   新四军这边人少、线长，正面硬拼不划算，只能想别的办法，粟裕在这种背景下考虑的是怎么把对方的路数摸清，提前避开锋芒，再挑对方薄弱处下手。   通海一带有支地方武装，后来编进新四军体系，兵力六百多人，群众里叫法也简单，就叫汤团，它靠近南通，正卡在要道边上，既能挡事，也容易被敌人盯住。   带队的人叫汤景延，江苏人，早年在旧部队待过，后来转到抗日队伍里，实打实冲在前头，因为经历复杂，敌人反倒觉得他可能被拉过去，招降试探就更频繁。   那段时间，南通伪方的人带着好处上门，许诺粮饷和位置，意思是要汤景延带队过去，汤景延没有当场把事闹大，而是先把情况记牢，尽快找机会把消息送去汇报。   粟裕听完，判断这不只是麻烦，也可能是个入口，敌人强、我方弱，硬顶只会吃亏，不如顺势把人送进敌人的圈子里，拿到清乡布置和兵力走向，再找时机把队伍带回来。   这类事最难的不是想法，是风险，进去之后，外面的人未必理解，里面的人也随时会怀疑，汤景延明白这一点，但还是按组织安排准备执行，关键是把戏做得足够真。   为了让敌人相信，部队出发前做了很重的伪装动作，保密只限少数干部，很多战士只知道要去“改编”，同时还要留下能让对方信服的痕迹，让招降的人回去有话可讲。   消息传开后，根据地里议论很大，有人担心真出了问题，粟裕把这条线压住，不让私下行动破坏计划，这样一来，外面的疑心先扛着，里面的路才能走通。   进入南通后，日伪并不完全放心，把人分散到多个据点，还安排各类监视，对汤团来说，最麻烦的就是兵力一散，联络就难，任何一个点暴露，可能牵出整条线。   表面上，汤景延按对方要求参加活动，和伪方头目周旋，让对方觉得这支队伍已经站到他们那边，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急着表现“清白”，只能把姿态放低，把戒心慢慢磨掉。   暗地里，汤团开始做两件事，一是摸清清乡路线、据点分布和调动规律，二是把物资和信息送出去，为掩护往来，他们用商号、船运和买卖当外衣，把通道一点点搭起来。   日伪的检查时紧时松，最难熬的是突然搜查和验枪，遇到这种事，只能临时想办法，把敏感东西藏好，把能解释的账做圆，偶尔还得用合法的理由拖延，让关键物资不落到对方手里。   部队被分到多个点后，统一行动更难，汤景延和政委把联络做成单线，少接触、少暴露，宁可慢一点，也要稳，情报能送出去一次，就能让主力少撞一次墙。   这段时间，汤团持续把清乡动向送回去，新四军据此调整部署，避开合围，选择更有把握的时机打击，对外看不出变化，但对内是实实在在减少了损失，也保住了活动空间。   潜伏拖得越久，危险越大，敌人一旦起疑，不一定抓现行才动手，先把人缴械、拆散、换装，就能让起事变成空话，所以起义必须卡准时间，既要敌人松一点，也要我方接应到位。   到九月，判断条件逐渐成熟，敌人对汤团的防备有所下降，部分头目敢于集中露面，我方也把接应路线、会合地点做了安排，只等一个能把人凑到一起的机会。   汤景延利用一次集中的场合，把日伪的关键人员引到固定地点，随后各据点按约定同时行动，先夺取要害，再控制通道，目的不是恋战，而是把人和枪带出来，把队伍完整交回去。   行动中，有的原伪方人员试图拦截，也有人想把汤景延留在原处，队伍在混乱里迅速突围，按既定路线向外撤，靠接应部队掩护，天亮前后完成会合。   最终清点人数，基本保持完整，武器弹药也带回不少，这样一来，潜伏期背着的误会才有了硬结果，随后部队在编制上做了调整，继续参加苏中地区的反清乡与反扫荡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