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去世之时的情况是怎样的，为何身边竟没有一个亲友？ 1987年，蒋家拍了一张全家福。镜头里，三代同堂，看着是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但你盯着照片仔细看，就会发现坐在轮椅上的蒋经国，笑得特别勉强，肩膀耷拉着，眼镜后面那双眼睛肿得老高。 这张照片后来被大家伙儿戏称为“蒋家最后的荣光”。谁能想到，这竟是这个家族最后一次体面的同框。当时的蒋经国，身体早就烂透了，他不是在治理台湾，他是在跟死神抢时间。 到了1988年元旦前后，蒋经国的病已经到了医生都挠头的地步。台北“荣总”的护士每隔两三天就得来抽一次血，结果尴尬了：检验师居然找不到蒋经国的血管。长期的糖尿病加上各种并发症，让他的血管萎缩、塌陷，扎针跟大海捞针一样难。 1988年1月12日那个晚上，跟平常的周二没什么两样。但对守在他身边的内勤侍卫官来说，那是真正的“漫漫长夜”。蒋经国整晚翻来覆去，烦躁不安。那种痛苦不是喊出来的，是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虚弱和绝望。 1月13日一早，副官王家骅来了。蒋经国这天精神极差，神情憔悴得吓人，一看就是整宿没合眼。可就在这种时候，他心里惦记的居然还是开会。他跟王家骅交待了几句，就让人去中央党部传话，叫轮值中常委代他主持“中常会”。 这种执念说好听了是尽职，说难听了是权力的不安全感。即便命悬一线，他也要把控着那个象征权力的舵盘，哪怕只是名义上的。 那个周三的上午，官邸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蒋经国粒米未进，整个人像着了魔一样，不停地要求“上床、下床”。他在轮椅和床铺之间来回折腾，情绪比往常任何时候都浮躁。 侍卫官们就跟搬运工一样，不停地抱起他，放下他，再抱起他。这种机械的动作持续了整个上午。他嘴里一直念叨着胃不舒服，疼得表情都扭曲了。 更不凑巧的是，那天官邸里居然没个对症的医生。原本在那儿的姜必宁医师是来给蒋方良看心脏病的。听说蒋经国肠胃疼，姜医生一看也傻眼了，他是心脏科专家，术业有专攻，不敢乱开药。他赶紧去联络肠胃专科的罗光瑞，结果罗医生偏偏去外地出差了。 这种“关键时刻掉链子”的情况，让蒋经国彻底崩溃。他对着侍卫官哀求：“你们找人想想办法，我实在痛苦得不得了啊！我全身都不舒服啊！”这话从一个执掌大权的人嘴里说出来，那种苍凉感，真的能透出纸面。 上午11点多，小儿子蒋孝勇进屋看了看父亲。但他并没有留下来陪床，而是告诉侍卫，他要去士林官邸陪宋美龄吃午饭。随后，他就这么出门了。 屋子里一下子空了。蒋经国突然在昏沉中问了一句：“咦！孝文呢？”侍卫回答：“他在外面餐厅进餐。”他又问：“那孝武呢？”侍卫说：“孝武先生在新加坡工作。” 蒋经国只轻轻“哦”了一声，就再没说话。 那一刻，他半垂着头，陷入了死一般的沉思。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身边竟然没有一个骨肉至亲守着。这种寂寞不是一般的寂寞，是那种彻底的荒凉。他想说什么？是想交代遗言，还是单纯想看一眼孩子？没人知道，他欲言又止的那个瞬间，成了永远的谜。 12点40分，死神突然加速。 蒋经国先是作呕，接着竟然真的吐了。但他吐出来的不是胃液，而是大口大口暗红色的血，像猪肝色一样，汩汩地从口鼻中喷涌而出。侍卫官都吓傻了，床单瞬间被染红。 急救人员忙作一团，有人赶紧联络蒋孝勇往回赶。可天命这种东西，谁也抗衡不了。12点55分左右，第二次大呕血发生了。蒋经国吐完之后，头轻轻一歪，眼睛一闭，彻底没了动静。 1988年1月13日下午1时55分，蒋经国宣告不治。 他走得太仓促了，没留下一句遗言。身边除了医护和侍卫，一个亲人都没有。等蒋孝勇赶回来时，面对的已经是一具冰冷的遗体。而远在海外的章孝严、章孝慈两兄弟，更是在第二天深夜才被偷偷领进灵堂，避开所有人，对着冰柜里的父亲磕了个头。 这哪像是一个权势显赫者的谢幕？倒像是一场凄凉的独角戏。 回过头看，为什么会落得个“孤家寡人”的下场？ 虽然他病了很久，但那天早上的大呕血是突发性的食道静脉曲张破裂。大家习惯了他的“老毛病”，谁也没想到这竟然是最后的一关。 蒋方良当时也有病在身；蒋孝文重病缠身自顾不暇；蒋孝武远在新加坡；蒋孝勇虽然在台北，却因为尽孝而恰好错过了父亲最后一刻。 他把一生都献给了政治和权力，但在最后那个时刻，权力和家族都成了虚幻。 他在1987年推动了解除戒严、开放探亲，把台湾推向了新时代，却把自己留在了那个旧的、冰冷的官邸里。这种命运的错位，或许就是历史最残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