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9月，退休的曾将军来到大连一处水库钓鱼，就在垂钓时，水库的负责人走了过来，他说：老人家，你以后过来钓鱼，我都不收钱，可没想到，这位负责人刚说完，曾将军就当场谢绝了。曾将军说： 我虽然退休了，但部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能忘！ 1984年9月，大连一处水库边，一个戴旧帽子的老人拎着鱼竿来买票。 管理员打听到是“曾将军”，赶紧迎上去，说：“老人家，您以后来钓鱼，我都不收钱。”在旁人听着，这是敬重老功臣，也算顺水人情。 老人抬头看他一眼，声音不高，却一点不含糊，说规矩咋定就咋来，谁来都一样，又补一句：“我虽然退休了，部队那点老规矩不能忘，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得长在心上。”管理员愣了愣，只好把票照规矩开好。老人把钱放下，提着鱼竿走向水边，坐在岸上甩线，水面慢慢晃开几圈涟漪。 1911年，他出生在江西信丰一个农家，父亲早走，书念到一半就被叫回家。 十几岁跟着母亲去广东南雄挑盐卖，白天扛担子、砍柴、扶犁，晚上躺下就睡死过去，这样的苦把他的脾气和骨头都炼硬了。 1928年2月22日夜里，信丰县二十多个村庄一起敲锣，火把把天照得通红。 农民在各乡农协带头人招呼下往县城聚，抓土豪劣绅，烧掉契约、借据，没收压在老百姓头上的钱和粮。敢死队员浇水裹上湿棉被，贴着城墙往上爬，用“棺材炮”炸城砖，暴动坚持十来天。曾思玉就在这样的火光里第一次端起枪。 1935年夏，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一带会师。 6月26日，两河口开会，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主张北上抗日，张国焘当面点头，心里另盘着主意。9月9日上午，他给右路军政委陈昌浩发去密电，要部队南下，还提到“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味道立刻变酸。 陈昌浩看完电报，心里犯冷，只好去找毛泽东。中央书记处连夜开会，定下主意：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尽快摆脱控制，抢先北上，不能让红军对着红军开枪。 9月11日天刚亮，师长陈光、政委肖华把时任六团政治处主任的曾思玉叫到面前，拿出一封信，说是毛泽东写给徐向前总指挥的亲笔信，“十万火急”，要他带六团第一营和师部备用电台，立刻赶回前一天经过的那个岔路口，当面交信。 见面时，毛泽东在地图上点着山口，说徐向前从东面来，去毛尔盖一定会从那里经过，嘱咐他必须抢在前头等候，还把话说透，这趟路说不定要流血掉脑袋。 曾思玉答得很简单，只说“保证完成任务”。细雨里，一营官兵顶着山风行军，到岔路口时已是下午两点左右。 他先看清东西两条路的痕迹，断定徐向前的骑兵还没过，随即让营长曾保堂布警戒，安排观察哨在高处用旗语，自己带一个班在南侧雪松下蹲着歇气。 差不多两个小时后，观察哨挥动小旗，喊东面有骑兵过来。 他举着信，上前大声让队伍停下，追问哪位是徐总指挥。有人指向马背上的那位，他快步递上信。 徐向前看到信封上的字，认出是毛泽东亲笔，拆开一口气读完，眉头皱紧，当场出声：“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多年以后，他在《前一百年》里回想这件事，说当时心里大致明白，这封信就是要挑明张国焘那点心思，让红军别走到自相残杀那一步。 在枪林弹雨的那些年，他那点“福气”也常被人挂嘴边。陈老总叫他“福将”。走小山路时，他脚下一滑，人向悬崖外翻出去，千钧一发抓住崖边一撮芦苇草；土城战役里，他背着电话机跟着朱德赶到前沿，刚站稳，敌人一枪打来，电话机被打穿，人只是背上一麻；没多久，一发炮弹砸到身边，结果是哑弹。 冲锋的时候，一发炮弹在队伍中间炸开，他趴在地上，身边几个战士不是牺牲就是重伤，他自己没破一块皮。 抗日战争中，他先后在115师689团、343旅、冀鲁豫第二军分区当政委、司令，打过平型关、薛公岭等几十仗，始终没负伤。前沿地堡有一次，他在瞭望口观察敌情，刚换下来的哨兵把眼睛凑上去，敌人狙击手的子弹就钻了进来，那名战士当场倒下。他抱着战士的遗体很久没说话，只交代要厚葬。 晚年有人问他，怎么打了一辈子仗，一次没挨枪子，他笑着说“福大命大造化大，敌人的子弹都躲着”，话一落，又慢下来，说跟着他打仗的很多人都牺牲了，可能正是他们在天上帮他挡了不少子弹。 八十年代初，中央号召老一代领导人退下来，让年轻干部冲在前头。那时他还是大军区正职干部，听到风声，第一个提出离休，说自己脑子转得没年轻人快，今后的路得交给他们走。回到地方以后，他对江西信丰的事格外上心，为家乡争取车辆，捐钢筋修桥修路。2007年，信丰修城南大道，需要迁走他母亲的坟，他二话不说就同意，劝家里人配合建设。 2012年，这位在战火里走了一辈子的老将军在北京安静离世，享年101岁。 再说起他，人们会记起水库边那句不肯白拿的话。风从水面吹过，他坐在岸边，鱼漂一上一下，像还在等哪一封要命的急信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