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共产党员钱瑛被敌军抓捕，再被押去敌军阵营时，她说自己要上厕所，趁上厕所的时机，她把手上的一块手表扔到了一旁的草垛上，谁承想，刚丢出去，就有敌人来监督她了。 往前翻，故事要从湖北潜江讲起。１９０３年，她出生在那里，父母开过药房，后来亏损，只能回乡种地。按当地老规矩，女儿识点字，将来嫁个稳当人家就是福气。她却更爱抱着书看，记得的是花木兰那样的身影，对“找婆家”三个字没什么兴趣。 到了说亲年纪，父亲替她定下婚事，她一口回绝。 争吵升级时，她反锁房门，抄起剪刀对着自己胸口，那一下并不是吓唬人。嫂嫂破门而入抢下剪刀，屋里乱成一团。这一出之后，全家都看明白，这个女儿逼不得，婚事从此搁下。 １９２３年，她以第二名成绩考进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女师里粉笔灰、新观念一齐往外冒，关于妇女教育、社会改造的议论从教室谈到寝室。 她渐渐认定，读书不是为了找份体面差事，而是为了参与改变。 毕业后，她被党组织派往上海，转到地下战线，人前是普通女子，人后是联络员，暗号、接头、送材料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第二年春，她受命远赴苏联学习，在那里学理论、学业务，也在那边生下一个女儿，孩子寄养在保育院。三年后她接到回国通知，国内工作堆着等人，她只能把孩子留在苏联。 战火越烧越猛，联系中断，这个女儿的下落成了她一生说不出口的心事。 回国后，她被派往湘鄂西苏区工作。 就在那段时间，谭寿林牺牲的噩耗从南京传来：１９３１年４月被捕，５月雨花台遇害，狱中一直没交代党的秘密。她把信纸叠好收进怀里，照常处理文件、参加会议，从那以后不再为自己另谋婚事，把全部心思都压在“革命”两个字上。 在湘鄂西苏区，她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职工委员会委员、工会常委兼秘书长，奔走在厂矿和乡村之间，领导工人和农民打土豪、分土地。对当地百姓来说，这些口号最终落在一张张地契上，旧地契从豪绅手里拿回来，重新写上自家姓名，日子一点点有了盼头。 １９３２年５月，敌军出动一个旅，从直路河方向扑向洪湖中心地区，红军主力不在，只剩一个警卫团留守，兵力悬殊。 有人主张后撤保存实力，她提出把洪湖赤卫队几百人拉上去，从敌人背后咬住。赤卫队多是本地青年，夜里穿着草鞋翻山趟水赶到预定位置。 警卫团从正面顶住，她带队从背后开火，等红三军主力赶到，前后夹击将这一旅敌军歼灭，洪湖苏区才稳住了一口气。 １９３２年６月起，蒋介石调集大批人马，对湘鄂西根据地发动围剿。 ９月，红军主力被迫撤出洪湖，许多干部群众化整为零。钱瑛剪短头发，穿上粗布衣裳，挎着竹篮混在逃难人群里，一关关地过岗哨。 脱身后，她在汉阳租了一个小房间隐蔽两个月，年底乘船去上海，重新接上党的组织。 １９３３年，她被调到江苏省委，改名“彭友姑”。街坊眼里，她是个买菜、洗衣都很利索的外地妇女，没人知道她在暗地里负责联络和情报。 同她共事的周超英被捕后叛变，把她的住处和情况一股脑抖给特务。敌人冲进屋时，大批重要文件已经被她焚毁，只剩一屋子焦糊味。 搜身时，那块怀表成了唯一危险物件，她因此被押往南京监狱，押解途中才有了那一场用“上厕所”换来的险中一招。 怀表甩掉，牢狱没甩掉。 她被关进南京监狱，刑讯逼供一轮接一轮，饿饭、吊打轮番上。她咬死只认自己叫彭友姑，是普通老百姓，不承认任何党的身份。 敌人在她身上翻不出确证，只好判她十五年，把她押往首都反省院。在那里，她和几名女囚关在一起，商量用绝食等方式对抗，僵持三个月，管理者拿她没法，只得又把她送回女监。 １９３７年，国共达成第二次合作，周总理设法营救一批关押多年的共产党人，名单里有她。走出牢门那天，她身上还带着监狱的潮气，很快又回到秘密战线，为推动全国和平解放奔走，把个人悲喜压在心底。 新中国成立后，钱瑛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一任监察部部长。 这个位置不显眼，职责却不轻，每天要和违法违纪、贪污受贿打交道。她身患疾病，照样带队往问题最大的地方跑，查案时只认事实，不看谁的脸色。 周总理称她是“女包公”“女青天”，干部和老百姓口口相传，都知道有这么一位较真的女部长。 一九七三年，她病逝，终年七十岁。 后来电影《洪湖赤卫队》上映，韩英这个角色吸收了她等人的经历。观众看到银幕上那个在枪林弹雨里穿行的女英雄，很少想到，现实里曾有一个女人，把怀表扔进草垛，把孩子留在远方，把婚姻留在雨花台，把整个人生都押在“解放”两个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