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9月，接日军前线部队急需之命令，伪天津防卫司令部通知宪兵分队挑选本市女子十五名，限一星期内务必送往唐山市，担负慰劳工作。除时间要求紧迫外，还须以面貌姣美、体格健壮、身材适中无病症等为标准。 1944年9月，那时候的天津，虽说是秋风送爽的季节，可整座城市都笼罩在一种压抑的死寂里。就在那个月，一份公文在伪天津特别市政府和宪兵队之间传得飞快。 日军前线部队急需。 这话听着像是在要粮草、要弹药，可实际上，他们要的是人。命令下得死板且刻毒：挑选本市女子十五名，限一星期内务必送往唐山市，担负“慰劳”工作。 你要是问，这十五个名额是怎么选出来的？那过程简直让人脊背发凉。日军对这批女子的要求，不像是在选劳动力，倒像是在选精美的“玩物”。 档案里明纸黑字写着标准：面貌姣美、体格健壮、身材适中、无病症。 你品品这些词。为了凑齐这15个人，伪警察局长得亲自向伪市长张仁蠡打报告。9月20日接到通知，22号、23号这两天，警察医院就成了“考场”。当时先后送去了40名女子，挨个脱衣体检。 这哪是检查身体？这分明是尊严的屠宰场。 当时的医师不仅要查有没有传染病，还得按照日军那个所谓的“美学标准”去衡量。最后，17个人“合格”了。到了24号，天津和唐山两地的宪兵队长，还有一个叫诹访部的少尉亲自复验。你看，为了这区区十几个女子，日军竟然动用了宪兵队长级别的官员进行“质检”。 最荒唐的是，这批人最后没能如期出发。原因不是日军良心发现，而是档案里记的那句：“惟以唐山妓舍尚未落成，不能依时赴唐。” 你看，在日军眼里，这些鲜活的、有名字、有家人的中国女性，只是和“妓舍”配套的零件。房子没盖好，零件就先搁在天津“暂回本室照旧营业”，等电话随叫随到。这种对生命的漠视，简直到了骨子里。 咱们得说个实话，日军当时抓的人，大多是从“乐户”里抽调。在那个年代，这些女子本就是苦命人，可当日寇的铁蹄踏进来，她们成了苦命人里的最底层。 据天津市档案馆近年披露的数据，1942年5月，日军还干过一次更绝的。他们要150人去河南前线。当时天津的妓女们也知道那是火坑，纷纷装病、逃亡。229人接受体验，最后只有86个人被硬生生押上了火车。 这86个姑娘，平均年龄只有23.1岁。 23岁，搁现在也就是刚大学毕业的年纪。可在1942年6月4日下午5点，她们被中井进曹长带着10名士兵，开着4辆载重汽车，从警察医院押到了天津东站。 随着火车汽笛一声长鸣，她们被送往北京，再转赴河南。等待她们的是什么？档案里记录了1945年“东站会馆”的情况，我们可以窥见一斑： 中午12点到下午5点接士兵，晚上7点到10点接士官，10点以后，那些年青貌美的还要专门留给军官。 算下来，这25名女子，平均每天要接待150名左右的日军官兵。这不是在工作，这是在被合法化地轮奸。她们是肉体上的盾牌，是日军用来宣泄兽欲的祭品。 在这里必须得点几个名字，大家记住了：闫家琦、张仁蠡。这些当时伪政权的头目，在面对日军这种无理且丧权辱国的要求时，不仅没有半点抵触，反而表现得效率极高。 日军说要人，他们立刻转头就难为中国百姓。 最讽刺的是一个叫王士海的。他是所谓的“义侠队”总队长。1945年5月的一个深夜，他为了讨好日军，带着武装人员冲进南市、侯家后这些地方，直接强行抓走了40多名女子。 你看，这哪还有什么“自愿”？这就是明晃晃的掠夺。日军的残暴，加上这些汉奸的帮凶行为，让当时的中国女性生活在一种随时会被“征用”的恐惧中。 正如市档案馆负责人所说，档案里反复出现的“限期”、“征录”，早就给这些行为定了性：这就是赤裸裸的强征。 很多人问，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要翻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 我想说，这不是故事，这是血书。 每年的12月13日，我们纪念南京大屠杀。但我们要知道，日军的暴行不仅仅在南京。在天津，在唐山，在河南，在每一寸他们踩过的土地上，这种对人伦的践踏都在发生。 这些档案的首次公开，意义就在于“让残暴无处遁形”。当某些势力试图抹杀“慰安妇”这段历史，试图把这些受害者说成是“自愿的劳军者”时，这些写着“体格健壮、面貌姣美”的征集令，就是扇在他们脸上最响亮的耳光。 我们今天聊这些，不是为了传播苦难，而是为了记住，在一个国家失去主权、失去尊严的时候，最先被牺牲、被羞辱的，往往就是这些最无辜、最美丽的生命。 这种痛，不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减。哪怕是作为朋友间的闲聊，我也希望你在听到“1944年9月”这个时间点时，能想起在天津东站的站台上，那一群在秋风中瑟瑟发抖、被宪兵押解的年轻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