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初，卫立煌被软禁在南京，黄埔军校校长关麟征前来看望，门口的宪兵不让进去，关麟征性烈如火，一怒之下把他佩挂中将领章的军装上衣脱下来丢在地上说：“凭这个都进不了这个门，这个不值钱的东西，我不要它了。” 1949年1月初，南京。 这时候的南京，表面上还是国民党的“首都”，实际上早已人心惶惶。就在这年的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宣告下野。但在他下野前，南京有一处宅子，守卫比总统府还严密，那就是卫立煌的家。 卫立煌是谁？那是国民党军里的二级上将，是抗战时期的远征军统帅，更是名震一时的五虎将之一。 可谁能想到，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此刻正被软禁在自家宅子里，连大门都出不去。 事情得从1948年底说起。辽沈战役国民党输了个精光，沈阳丢了。蒋介石总得找个人背锅，于是卫立煌成了最好的“替罪羊”。他被从广州强行“请”上飞机押回南京，从此，卫宅门口就多了一个排的宪兵，屋里还挤进了十几个保密局的特务。 这种滋味，对一个立过赫赫战功的将军来说，比杀了他还难受。 当时南京的高层也炸开了锅，同情卫立煌的人不少。比如元老吴忠信，当初就是他受老蒋之托，连哄带骗把卫立煌劝去东北主持大局的。当时老蒋许诺得好好的，说失败了也不用担责。结果呢？转脸就不认账。吴忠信去找老蒋理论，老蒋直接耍起无赖，连见都不见。 就是在这种压抑的气氛下，发生了一件让南京城议论纷纷的事。 那天，黄埔军校校长关麟征到南京公干，想顺道去看看卫立煌。关麟征这人，在黄埔系里是出了名的“性烈如火”。他是黄埔一期生，跟胡宗南、宋希濂是一个档次的名将，虽然他也因为和陈诚不和，兵权被夺，但骨子里的硬气还在。 关麟征来到卫家门口，那帮宪兵就像瞎了眼一样，横竖不让进。带头的宪兵排长梗着脖子说：“奉张司令（张镇）命令，谁也不能见！” 关麟征哪受过这种窝囊气？他看着紧闭的大门，再看看那些狗仗人势的宪兵，胸中的怒火腾地一下就烧起来了。 他冷笑一声，当众做了一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动作。他猛地解开军装扣子，把那件缀着中将领章的上衣狠狠脱下来，往地上一摔！ 关麟征指着地上的军装大吼：“凭这个都进不了这个门，这个不值钱的东西，我不要它了！” 这一摔，摔碎的是他对这个体制最后的希望。他不仅是为卫立煌抱不平，更是感同身受——哪怕你是中将，哪怕你是名将，只要失了势，在老蒋眼里连块抹布都不如。 最终，关麟征连门都没进，拂袖而去。 屋外的关麟征摔了衣服，屋内的卫立煌则在和特务们“磨洋工”。 那些保密局的特务刚开始特别嚣张，原本住一楼客厅，后来非要搬到二楼，说要“近距离保护”。卫立煌身边的几个老副官也不是吃素的，硬是给顶了回去。 1949年1月初，参谋总长顾祝同来了。 他是老蒋派来的说客，催卫立煌赶紧全家去台湾。卫立煌心里跟明镜似的：现在去台湾，那就是自投罗网。 于是卫立煌夫妇演了一场戏。卫夫人韩权华故意装病，面色蜡黄地躺在床上。顾祝同上楼一看，好家伙，这哪是生病，简直像要断气。他也不好强行绑人，只能悻悻离开。 转机出现在1月下旬。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李宗仁想拉拢卫立煌，下令撤走宪兵。但奇怪的是，宪兵撤了，屋里的特务却死活不走。这些特务只听毛人凤的，而毛人凤当时正忙着把保密局主力迁往上海。 这时候，卫立煌的旧相识李明扬冒着风险潜入南京。 他给卫立煌指了一条明路：“乘车去上海，坐外国轮船走。千万别去台湾，去了必遭毒手！” 离别南京的机会，定在了1949年1月29日——大年除夕。 卫立煌的副官张学诚非常机灵。他先用话术瓦解特务：“现在局长都换成徐志道了，毛人凤早不管你们了，你们在这守着有什么意思？” 除夕当晚，特务们也想家。几个本地的特务早早就溜回家吃团圆饭了。剩下的几个外地特务，饿得肚子咕咕叫。卫立煌故意让厨房晚开饭，等到了十点多，副官张学诚拿着一叠钞票塞给这几个特务：“哥们儿，过年了，拿去买张车票回家看看吧。” 在利益和现实面前，特务们的“忠诚”瞬间崩塌。 拿了钱，几个人头也不回地消失在夜色中。 卫立煌不敢耽搁，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剃掉留了二十多年的胡子。 当年为了在军中显威严特意蓄的须，现在成了逃命的障碍。剃干净后，他换上便装，化了妆，看起来像个普通的商人。 凌晨四点，一辆挂着“国防部”牌照的黑色轿车悄悄驶出卫宅。因为是过年，又是高层牌照，沿途岗哨并未严查。 卫立煌先走，韩权华留在南京断后。初二那天，顾祝同又打电话来催，韩权华镇定自若地说：“俊如去接老母了，过两天就回。” 就这样，夫妻俩巧妙地打了个时间差，在上海会合，随即登上了前往香港的轮船。 当轮船在大海上鸣笛起航时，卫立煌看着渐行渐远的上海滩，不知是否会想起关麟征摔在南京泥地上的那件军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