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站在“十四五”收官与“十五五”规划谋篇的历史衔接点上，宏观经济环境交织着机遇与挑战。

这一年，中国金融市场在内外变局中走出独特节奏，核心领域表现亮点与韧性并存。货币政策延续“适度宽松”基调，保持“灵活高效”；金融促消费支持政策接连落地，“金融+场景+补贴”激活消费需求，实现供需适配与消费升级；金融“五篇大文章”系统推进，一系列举措旨在打通经济循环、激发内需潜力、优化金融供给……

2025年的经济表现与政策选择，更为2026年启幕的“十五五”埋下关键伏笔：制约居民消费的核心矛盾是什么？顶层设计引领下，怎样真正实现消费的长期可持续增长？金融“五篇大文章”又将如何探寻新突破？

这些贯穿短期调控与长期布局的核心命题，既是2025年衔接期必须破解的现实难题，也是理解“十五五”经济脉络的关键切口。围绕上述问题，近日，北京商报记者对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涛进行了专访。

在杨涛看来，应把握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层次关系与协调配合模式，其中，数字金融是做好“五篇大文章”的主线，重在通过推动金融数字化转型与优化，努力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并为其他四篇大文章“提质增效”，科技金融则是重要抓手与核心目标，绿色金融旨在助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普惠金融与养老金融则是进一步落实金融发展的政治性与人民性。

杨涛强调，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不能“各写各的”，真正有价值的创新应该着眼于其交叉与融合地带。如数字金融与其他四篇大文章可全面结合，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都可以着眼于支持中小微企业，绿色金融理念也可融入到其他大文章中。

将服务消费作为促进消费的核心

北京商报：2025年内，一系列消费补贴政策陆续出台，各项促消费政策也呈现出从“增量拉动”到“结构优化”的转变。展望2026年，您认为促消费的核心是什么，要真正实现消费的长期可持续增长，还有哪些痛难点需要突破？

杨涛：有研究表明，与国际市场相比，我国商品消费占GDP的比重与其经济发展阶段没有出现明显偏离，但服务消费占GDP的比重与其经济发展阶段的偏离比较多。同时，近两年我国服务消费市场扩张速度明显快于商品消费市场。

就服务消费的结构来看，通常可以分为基础型消费（如餐饮、交通通信、住房相关、家政服务、养老托育等）、发展型消费（如教育培训、健康医疗等）、享受型消费（如文化娱乐、旅游住宿等），此外还包括具有特殊性的金融保险类服务。对比发达经济体，我国服务消费中与居住、教育相关占比较高，而与文化娱乐、金融保险等相关占比偏低。

展望2026年，需要重点把服务消费作为促进消费的核心部分，因为其提升空间要大于商品消费。同时，发展型消费、享受型消费、金融保险类消费都是扩大服务消费的重要内容。

鉴于此，未来政策着力点需针对促进服务消费的难点和痛点，一是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尤其对于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来看，收入成为最主要的外部约束条件。二是提升消费能力，包括客观层面的消费条件，以及主观层面的消费素养，直接影响到如文化娱乐等消费的增长。三是改善消费倾向，包括文化背景、消费心理、政策与预期都带来复杂影响，尤其在审慎消费情绪延续的情况下，显然制约了服务消费的扩大。四是完善消费产品的质量与价格，与商品消费相比，服务消费的质量标准、价格合理性经常遭遇质疑。五是优化保障条件，无论是当下的消费环境，还是未来社会保障能否“托底”，都会影响短期服务消费能否“放得开”。六是减少政策约束，虽然在服务消费领域的支持政策不断增多，但仍存在部分领域的政策制约，未来应系统梳理和全面放开各类服务消费市场的发展。

助力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北京商报：结合当前消费市场环境来看，您认为制约居民消费的核心矛盾是什么？除了增加居民收入外，想要进一步释放消费潜能，还有哪些方向可以发力？

杨涛：核心矛盾在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存在挑战。可支配收入是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既包括现金收入，也包括实物收入。按照收入来源，其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

据统计，2025年前三季度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增速为4.5%，比上年同期放缓1.4个百分点，也低于总体增速；作为主要消费群体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4.4%，也明显低于经济增速。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放缓，这为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

基于理论层面的研究表明，当可支配收入增加时，居民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后，通常会扩大消费范围或提高消费品质。如收入提升可能促使居民购买更多服务类商品（如教育、旅游等），或升级耐用消费品（如家电、汽车等）。这种消费扩张直接推高了边际消费倾向，体现了收入增长对消费行为的正向激励。

未来居民增收的潜在着眼点，应该主要是财产净收入和经营净收入。一方面，助力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是金融业支撑消费能力提升的重要环节，真正使大财富管理时代的发展绩效落到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上，才是金融助力服务消费增长的根本点。另一方面，居民经营性收入主要包括个体工商户、农村家庭经营主体及小微企业等通过生产、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获得的收入。

尤其需注意的是，地摊经济是新形势下缓解居民就业压力、增加居民经营收入的有效切入点，未来应该进一步予以放开和鼓励。

数字金融是“五篇大文章”的主线

北京商报：“五篇大文章”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指明了重点领域。过去这一年，“五篇大文章”部署紧锣密鼓，2026年“五篇大文章”有望在哪些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十五五”时期，应如何理顺数字金融与其他四篇文章的协同机制，避免发展失衡？

杨涛：首先，应把握好“五篇大文章”的层次关系与协调配合模式。一方面，数字金融是做好“五篇大文章”的主线，重在通过推动金融数字化转型与优化，努力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并为其他四篇大文章“提质增效”。科技金融则是重要抓手与核心目标，绿色金融则旨在助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普惠金融与养老金融则是进一步落实金融发展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另一方面，做好“五篇大文章”不能“各写各的”，真正有价值的创新应该着眼于其交叉与融合地带。如数字金融与其他四篇大文章可全面结合，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都可以着眼于支持中小微企业，绿色金融理念也可融入到其他大文章中。

其次，应重点夯实写好“五篇大文章”的环境要素。例如，金融征信服务、数据信息服务、风险管理服务等，都是共性且必需的基础要素。以科技金融为例，其突出难点就是缺乏系统性、可信度高的科技企业信用评估模式和评级标准，使得“高人力成本、高研发投入、轻资产”的科技企业难以符合金融服务准入标准，相应的增信手段仍然不足，由此需要在此领域加快推动生态与环境优化。

最后，要在开放条件下理解“五篇大文章”的发展路径。推进金融制度型开放已经成为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点环节，也就是以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为核心内容的开放，这也给“五篇大文章”带来了全新的外部要求和约束变量。例如，在数字金融领域我国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尤其是移动支付产业呈现一定领先性，但就全球视角看，我国数字金融创新的核心竞争力还有不足之处，“走出去”进行全球布局的程度仍然较低。

推出更多措施支持中小银行数字化探索

北京商报：结合过往经验来看，中小金融机构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技术、资金、数据等多重约束。“十五五”时期，您认为应如何构建差异化的支持机制，帮助中小金融机构找到可持续的数字化转型路径，避免行业形成失衡格局？

杨涛：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并非仅依靠自身即可顺利推进，还需要来自监管部门、行业协会、地方政府等各方的引导、支持与规范。

核心支撑措施如下：其一，强化政策支持与差异化监管。监管层面需明确底线原则，探索主体监管、功能监管、科技监管等多元监管融合路径，建立动态弹性的多层次监管机制，给予适度风险容忍度；同时协调政策资源，并进一步探索可用政策空间，通过资金补贴、费用抵扣等降低中小银行研发成本。

其二，构建开放生态与合作平台。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需要更多的行业协同与支持，要发挥行业组织纽带作用，支持跨区域转型服务联盟，对接高校、科研院所及科技企业搭建产用平台，推动内部多部门协作与外部互信对接，整合生态资源提升科技水平与创新能力。

其三，优化地方金融科技发展环境。考虑到中小银行大多数属于地方法人银行，而且在现有监管规则下本身就扎根于地方、无法跨区域经营，因此更易受到地方金融科技政策环境的影响。地方政府应推出更多措施来直接支持中小银行数字化探索，设立引导基金、提供成本补偿助力数字普惠创新；同时完善数据、征信、司法等配套生态，筑牢转型基础。

其四，完善体制机制建设。中小银行需强化公司治理，解决不良资产高、内部治理弱等问题；现有中小银行的诸多体制矛盾，在数字化转型趋势下更需尽快解决，例如，农信机构的省联社改革一直是焦点问题，而目前除少数农商行能自建科技系统外，全国大部分农商行受制于资本、规模、人才、科技等约束，其科技系统建设基本依靠省联社。

其五，巩固发展生态。人才保障上，聚焦“选、用、育、留”，侧重内部培育复合型数字化人才，建立针对性晋升与激励机制；外部协作上，与客户、科技企业、同业及政府共建多维度合作圈，通过场景化配置资源、生态共建互赋能，为转型提供持久动力。

数据要素向资产化升级是重大机遇

北京商报：2025年，“培育耐心资本”被广泛提及，也被普遍认为是支持科技创新的关键，而数字金融是引导资本长期赋能创新领域的重要工具。请问“十五五”时期，各类市场主体应如何发挥数字金融的优势，助力破解科创企业融资难题？

杨涛：新技术与数据要素是数字金融创新的核心支撑，二者协同发力方能推动科技金融高质量发展。

新技术作为“生产工具”的赋能价值显著。自2023年以来，以AI大模型为代表的前沿技术快速迭代，已构建起日益完善的创新生态，其在金融领域的深度应用可实现多重突破：助力中小科技企业信贷融资模式创新，破解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提升投资银行业务效率、降低合规运营成本，更好适配科技企业服务需求；还能精准识别投资机会、优化投资组合，显著增强投资机构“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能力。

实践中，银行可借助数字化工具精准甄别科技企业的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等全生命周期阶段，匹配推出创新创业贷、知识产权贷、科技订单贷等多元化接力式产品。

数据要素作为“生产资料”，是做好科技金融的重要基础保障。在科技金融创新中，数据要素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实现“数据增信”，依托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收集产业链生产、销售全流程动态实时数据，精准匹配资金流与信息流，贯穿科技与产业融合全周期；二是盘活替代数据完善信用评估范式，弥补传统评估方法偏重财务指标、缺乏创新能力评估、难以衡量知识产权价值的短板，推动科技金融信用评估更系统、更科学；三是助力风险管理与“泡沫”控制，针对科技金融中技术风险难把握的痛点，构建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新型风控模式。

此外，数据要素向资产化升级是重大机遇，若能推动科技企业数据资源入表并获得金融机构认可，银行可探索基于数据资产的信用或抵押融资创新，资本市场也能开发相关证券化、结构性金融产品。即便仅推动科技创新相关数据要素资产化，也能为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提供高质量数据集，为科技发展注入内在动力。

跨境支付体系互联互通存在迫切性

北京商报：当前全球跨境支付仍存在成本高、效率低、透明度不足等问题，进入“十五五”后，在金融制度型开放的大背景下，全球跨境支付应该如何破解前述问题？

杨涛：对于全球跨境支付网络体系，可用“全球复杂网络系统”这一概念来描述。对于未来复杂网络体系下的跨境支付变革，可归纳为三个关键词：新技术、新标准、新生态。

以人工智能大模型为代表的新技术，对现代金融业与支付链路都带来深刻影响。金融业本质上是一个特殊的信息处理行业，所有新技术都旨在解决信息不对称与信息缺失。支付的本质正是金融活动的核心，即特定信息的价值确认与传输交互。因此，新兴的信息技术变革必然推动支付链路进一步优化、支付产品提质增效。

新标准推动复杂网络下的规则重构。当传统支付体系演变为复杂网络，其参与者、节点数量与互动关系日益扩张，现有标准与范式开始受到冲击。例如，在跨境零售支付领域，过去以卡组织为核心，遵循四方模式（发卡端、收单端、商户与持卡人）。但如今链路中涌入大量新型主体，无论账户侧还是钱包侧，均有更多参与者。在此情况下，如何重新讨论业务标准、价格标准等一系列“游戏规则”，成为迫切问题。

新生态一方面体现在跨境支付体系互联互通的迫切性，旨在拓展网络规模经济价值。如我国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是在中国人民银行指导下建设的跨境支付基础设施，支持境内外机构通过“一点对接”开展跨境二维码支付合作。另一方面则源于加密时代的范式冲突。传统支付均依托传统银行账户体系，支付链路管理重心在于证明身份、拥有资金合法、交易真实。但在Web3时代的新模式中，支付的本质开始基于价值（token），支付链路管理重心转向证实价值真实、价值转移符合规则和有效。未来将面临两个生态的全面博弈、冲突、妥协与交融。

北京商报记者廖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