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日军抓获一个79岁的老头和34名妇女，日军让老头看守妇女，他点头答应了，过了一会儿，他乘着日军看守打盹的是时候，突然夺过刺刀，从那人的下巴捅进了嘴里。 1944年的华北平原，青纱帐还没爬满田埂，日军的“扫荡队”就像一群饿狼闯进了河北易县的小山村。村口老槐树的树皮被炮火熏得焦黑，树洞里还藏着村民没来得及转移的八路军传单。 被围堵在晒谷场的34个妇女里，有抱着襁褓的年轻媳妇，有头发花白的老婆婆，她们的男人大多在山里跟着八路军打游击。而那个被日军推到前面的79岁老人，邓玉芬，她家的炕头早就空了——丈夫带着五个儿子上了前线，最小的儿子走时，她往他兜里塞了把炒黄豆，现在豆子应该早就焐成粉了。 日军小队长用枪托敲着邓玉芬的拐杖，“老东西，看好她们，跑一个，你就去喂狼。”他以为这把年纪的老人早就没了骨头，却没看见她弯腰时，攥着柴火的手已经悄悄捏紧，指节泛白得像冻住的石头。 太阳爬到头顶时，日头毒得像要烧穿人的皮肉。两个留下看守的日军耐不住热，一个靠在磨盘上打盹，口水顺着下巴流到衣领；另一个蹲在门槛上抽烟，打火机“咔嗒”响了半天，烟卷还是蔫头耷脑的。 谁能想到，这个蹲在地上“整理柴火”的老人，眼睛正像鹰隼一样盯着那把挂在日军腰间的刺刀？刀刃在阳光下闪了一下，像极了她二儿子牺牲时，胸前溅起的那朵血花。 突然，她猛地站起身，两步跨到打盹的日军身后。79岁的胳膊，平时连水桶都快提不动的胳膊，此刻像铁钳一样攥住对方的后颈，另一只手扯下刺刀——动作快得让空气都来不及反应。没等日军睁开眼，她双手把刀柄往死里送，刺刀从下巴穿上去，又从后颈冒出来，血沫子喷了她满脸。 “跑！往山里跑！找八路军去！”她吼出声时，嗓子像被砂纸磨破。妇女们先是僵在原地，直到看见她染血的手，才疯了似的冲向篱笆门。有人扯断绑绳，有人抱起吓得发呆的孩子，磨盘旁的石头被踩得“咚咚”响，像擂起的战鼓。 剩下的那个日军端着枪要追，被她扑上去抱住腿。老人的指甲抠进对方的小腿，疼得日军嗷嗷叫，枪托砸在她背上，她愣是没松手——直到“砰”的一声枪响，是村里的民兵赶来了，三八大盖的枪声在山谷里撞出回音。 后来有人问她，79岁的人了，哪来那么大劲？她咧开没牙的嘴笑，“劲？是看着姐妹们哭，还是等着鬼子糟蹋咱村的姑娘？我五个儿子都敢拼命，我这把老骨头，凭啥当软蛋？” 在那个青黄不接的年月，敌后战场的每个村庄都是一座看不见的堡垒。邓玉芬们没有军装，没有钢枪，却用剪刀、锄头、甚至豁出去的命——筑起比城墙更结实的防线。就像她常说的，“地里的庄稼被踩了能再长，人要是没了骨气，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那天逃出去的34个妇女，后来有的成了战地护士，有的跟着丈夫埋地雷。最小的那个抱在怀里的孩子，18岁那年穿上军装，军功章背面刻着四个字：“邓奶奶赠”。 现在纪念馆里那把刺刀还挂在墙上，刀刃上的缺口像一道倔强的疤。旁边的照片里，79岁的邓玉芬坐在门槛上，阳光落在她的皱纹里，暖烘烘的——就像她救下的那些妇女，眼里重新亮起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