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张伯驹最后一次留影，他一辈子向故宫捐献了三万余件文物，值得一提的是，这张照片拍摄于这一年的2月25日，就在第二天，张伯驹与世长辞。 照片里的老人坐在藤椅上，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头发梳得整齐，眼神平和却透着一股坚定。他手里没有攥着任何珍宝，只是自然地放在膝盖上，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仿佛在回味一生与文物相伴的岁月。谁能想到，这个看起来普通得像邻家老人的人，捐给国家的文物，随便一件都足以让世人惊叹。 张伯驹出生于官宦世家，却没染上纨绔子弟的习气，反而对古籍字画有着近乎痴迷的热爱。年轻时的他，为了收藏文物，几乎散尽家财。民国时期，时局动荡，许多珍贵文物被外国人觊觎，不少古董商趁机低价收购，准备转手牟利。张伯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说：“这些都是祖宗留下来的宝贝，不能让它们流到国外去。” 为了买下陆机的《平复帖》，他卖掉了北京弓弦胡同的豪宅，那是一套占地十几亩的四合院，当时价值三万大洋。有人说他傻，用一座王府换一张破纸，他却反驳：“房子没了可以再建，文物没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这张《平复帖》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书法真迹，被誉为“中华第一帖”，如今静静陈列在故宫博物院，成为无数人驻足瞻仰的国宝。 还有展子虔的《游春图》，这幅中国现存最早的山水画，当年被古董商卖给外国人的消息传来，张伯驹急得彻夜难眠。他四处奔走，多方斡旋，最终以二百两黄金的价格将画买下。为了凑够钱，他不仅变卖了夫人潘素的首饰，还四处借贷，硬生生把这件国宝留在了国内。 旁人只看到他收藏的文物价值连城，却不知道他的生活过得有多简朴。家里没有名贵的家具，衣服总是穿了又穿，饭菜也只是简单的粗茶淡饭。夫人潘素擅长绘画，两人志同道合，一个收藏保护，一个临摹创作，把清贫的日子过得满是书香。有人问他，这么多宝贝，为什么不留给子孙后代？张伯驹笑着说：“文物是国家的，是民族的，不是我个人的私产。我只是暂时替国家保管，把它们交给故宫，才能让更多人看到，才能真正流传下去。” 建国后，张伯驹陆续开始向故宫捐献文物。从1956年第一次捐献开始，十几年间，他前后捐献了三次，累计三万余件，涵盖书法、绘画、碑帖、瓷器等多个品类，每一件都经过他的精心甄别和收藏。故宫博物院曾想给他颁发奖金，他坚决拒绝；想给他安排职务，他也婉言谢绝。他说：“我捐献文物，不是为了名利，只是想让这些宝贝有个安稳的家。” 晚年的张伯驹身体不太好，却依然牵挂着故宫里的文物。每次去故宫，他都不要工作人员陪同，自己慢慢踱步在展厅里，看着那些曾经被自己珍藏的宝贝，眼神里满是欣慰。有一次，他在《平复帖》前站了很久，轻轻叹了口气，对身边的潘素说：“它们在这里，我就放心了。” 1982年2月25日，家人提议给老人拍张照片留作纪念，张伯驹欣然同意。他特意换上了最喜欢的中山装，整理好衣襟，在自家小院里留下了这张最后的影像。拍摄时，他还念叨着：“等天气暖和了，再去故宫看看。” 谁也没想到，这句简单的念叨，竟成了永远的遗憾。 第二天清晨，张伯驹在睡梦中安详离世，享年84岁。他走得平静，就像他一生的为人，不张扬，不刻意。他一辈子守护文物，把毕生收藏无偿捐献，自己却两袖清风，留给后人的只有无尽的精神财富。 张伯驹曾说：“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这短短十六字，是他一生的写照。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他用自己的力量守护着民族文化的根脉；在和平时期，他又毫无保留地将珍宝奉献给国家。他不是文物的占有者，而是文化的守护者、传承者。 如今，当我们在故宫里欣赏那些珍贵的文物时，不该忘记张伯驹这样的人。他们用一生的坚守，让中华文明的瑰宝得以延续，让后人能触摸到历史的温度。这种无私奉献、爱国爱民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传承。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