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面粉大王”荣宗敬的小女儿荣卓如和丈夫的家“哈同花园”被收回，一夜之间他们所有的财产都没了，没想到荣卓如并没有伤心，她反而安慰丈夫：“大概上帝认为我们不需要过多的财产吧，所以来去匆匆，现在又回到别人那里去了，在别人手里，或许说明别人比我们更需要呢！” 这话听着轻巧，却不是随口说说的宽心话。荣卓如出身于中国近代最有影响力的实业家族之一，父亲荣宗敬与弟弟荣德生共创的茂新、福新面粉厂，曾供应大半个中国的主食，人称“面粉大王”。 她从小在优渥环境里长大，见过花园里的喷泉昼夜不息，用过银质茶具吃早餐，也习惯了仆役成群的生活。可她并不是娇生惯养到不知疾苦的大小姐，青年时期就读于上海的教会学校，接触到西方的慈善理念与人道关怀，这让她看待财富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和家庭生意的扩张逻辑不太一样。 哈同花园在上海是出了名的私家园林，原主人是英籍犹太富商哈同，占地广、景致奇，亭台楼阁间种满名贵花木。荣卓如的丈夫是哈同的养子，婚后他们继承了这座园子。对很多人来说，这是梦寐以求的居所，可在荣卓如眼里，它更像一份需要用心照料的公共财富。 她常邀请贫苦家庭的孩子进园玩耍，冬天在暖房里煮热粥分给他们喝，也支持丈夫把部分园地辟为市民休憩的开放角落。这种习惯，在她失去花园后反而成了精神支点——她没把财产看成私有铁桶，而是视作可流动的资源。 1952年的“收回”，是新中国对旧有官僚资本、买办资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部分。荣家虽属民族资本家，但在新政权的资产评估与用途重分配中，哈同花园被列为可转为公共文化或社会福利的空间。对荣卓如而言，这件事来得突然，却没有让她陷入怨恨。 她安慰丈夫的那句话，其实承接了她一贯的信念：财富不该成为人生的枷锁，拥有只是暂时的托管。她清楚，花园在自家手里时，接待的多是亲朋与社交圈，而一旦交给更需要它的人，可能会变成学校、图书馆或公园，服务范围远大于从前。 这种心态的形成，和她的人生经历分不开。荣宗敬去世时，荣家企业面临内外压力，她亲眼见过父亲为维持工人工资与原料供应四处奔走，也见过战乱中仓库被焚、资金链断裂的窘迫。 她懂得，繁华可以是过眼云烟，能留下的应是做事的准则与对人的善意。上海解放前夕，她与丈夫选择不走，留在大陆，这在当时的上层社会并不多见。有人劝他们迁居香港或海外，她却说，国家变了，总要有人看看新气象，留下比离开更有意义。 失去哈同花园后，他们搬进普通公寓，家具是公家配的，出门乘电车，买菜用布票。生活落差很大，可荣卓如没抱怨，还主动参与街道的妇女识字班，教邻里算账、写信。 她把过去的待客之道转化为对新邻居的关心，谁家孩子生病，她会送去亲手熬的汤；谁家有纠纷，她愿坐下倾听并劝解。熟悉她的人说，她身上有种安静的力量，能让周围人忘记她曾是“花园里的小姐”，只觉得这是个热心肠的长辈。 有人或许会质疑，她的态度是不是无奈的自我安慰。但从她日后的行动看，这是一种自觉的选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她多次捐出首饰、衣物给灾区，还鼓励子女到基层工作，不要指望靠家族余荫吃饭。她常对孩子们说，人的价值不在住多大的房子，而在你能为别人做多少事。这份观念，与她信仰中的“上帝安排”相契合——不是消极认命，而是积极理解变动中的责任。 荣卓如的反应，也折射出那一代实业家族子女面对时代巨变的某种共性：既保留了对旧时光的温情记忆，又能在新秩序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她没有把财产失去看作个人悲剧，而是将它解读为一次重新分配的机会，这种胸怀在当时的上层社会并不普遍。很多同阶层的人选择了抵触或远走，而她留下来，用平和与行动证明了财富流转之外的生命支点——关怀、服务与内心的安稳。 今天回望，她的那句安慰，不只是情绪上的化解，更是一种价值观的宣示：占有是短暂的，给予才能长久。哈同花园或许不再属于她名下，但它的空间与风景，因为流转到公共领域，延续了另一种生命。荣卓如用平静接住了落差，也让我们看到，在时代浪潮里，有人能不被失去击垮，反而把失去变成靠近他人的起点。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