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一架空军轰6在万米高空飞行，突然,一架战机从云里钻出，竟急速撞向轰6，一声巨响,轰炸机尾翼被撞出几十个洞，失控急坠！   1983年11月2日，原本这是一场并没有太多悬念的“歼轰合练”，主角是一架笨重的轰-6和一架灵巧的歼-6III，这两种战机代表了截然不同的空战逻辑：前者如空中堡垒般平稳航行，后者则像猎鹰一样不仅要利用速度优势，还要演练极具侵略性的拦截战术。   当时的高度维持在11000米，负责驾驶轰炸机的是拥有丰富经验的机长孙鄂军，他的副驾是上官伟宏，后舱还有领航主任杨镜秋以及李永山、郭宝兴、马海鹏等六名机组成员，而在另一端驾驶歼击机的，是飞行员顾金康。   就在歼-6III进行最后一轮模拟攻击后，本该大角度脱离的顾金康因为距离把控的微小失误，这架超音速战机像是被某种引力捕获，轰然撞向了轰-6的机尾。   那一刻，纤细的歼-6直接解体，飞行员顾金康反应极快，在这生死瞬间弹射离机，虽然高空的极寒气流让他受了些冻伤，但他奇迹般地保住了性命，甚至第二年就重返蓝天。   但对于轰-6上的六个人来说，噩梦才刚刚开始，剧烈的撞击声后，巨大的轰炸机尾部变得惨不忍睹——垂直尾翼被彻底削掉，用来保持俯仰平衡的水平尾翼上布满了窟窿，最大的那个足有半米宽。   随之而来的，是如同断线风筝般的极速下坠，飞机以每秒30米的速度向地面猛扎，机身不可控地向左倾斜了45度。   更要命的是，撞击切断了无线电天线，甚至连机内的有线通话也一度中断，整个机组成了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   在早期的轰-6设计中，由于早期弹射系统的局限，机上并非所有人都能拥有同等的逃生机会，作为机长，孙鄂军在急速坠落的过载中迅速做出了判断：只要发动机和主翼还能工作，就决不能放弃这架满载战友的飞机。   他和副驾驶上官伟宏死死把住操纵杆，此时所有的自动驾驶辅助设备都已失效，两人关掉油门，利用主翼副翼和襟翼仅存的气动效能，去对抗那似乎不可逆转的坠毁趋势。   这不仅是技术的比拼，更是纯体力的较量，直到高度跌至3000米左右，这架狂躁的“无尾怪兽”才勉强恢复了平飞状态。   这是一场在死神眼皮底下的流浪，他们必须立刻降落，但在没有无线电导航和通讯的情况下，寻找机场全靠肉眼。   机组首先飞向最近的一个军用机场，但那一带云层厚重，完全看不清跑道状况，盲目降落等于自杀，只能放弃，紧接着，他们转向了一个拥有良好视界的大型民用机场。   此时，领航员杨镜秋打出了求救的终极信号——红、黄、绿、白四发信号弹划破长空，塔台显然读懂了这份绝望，给予了放行许可。   然而，当庞大的轰炸机低空掠过跑道上方时，孙鄂军的心却沉到了谷底，停机坪上密密麻麻地停着数架满载乘客的民航客机。   以轰-6现在的残损状态，接地后的任何一点偏航，都可能引发一场死伤惨重的连环相撞，为了地面平民的安全，孙鄂军毫不犹豫地拉起操纵杆，带着满身伤痕的飞机，再一次爬升转向，离开了这块原本唾手可得的生机之地。   油量警示灯早已变得刺眼，燃油即将耗尽，他们只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位于沧县的姚官屯军用机场。   但在最后进近阶段，最怕的事情发生了：原本就受损严重的升降舵突然卡死，在几百米的低空，机头却怎么也抬不起来，这意味着飞机将以一种致命的俯冲姿态直接撞击地面。   驾驶舱内，孙鄂军和上官伟宏两人的手臂青筋暴起，几乎用尽全身力气同时向后拉杆，也许是这股决绝的力量真的撬动了卡滞的机械，就在触地前的瞬间，机头艰难地扬起了一点角度。   飞机先是在跑道外的保险地带硬着陆，然后裹挟着巨大的动能冲上跑道高速滑行，此时杨镜秋突然大喊，跑道边居然有几个人影！为了避让，机组解开了前轮锁，利用刹车和差动强行修正方向，轮胎与地面剧烈摩擦，卷起漫天青烟，飞机一路嘶鸣着冲过了滑行道，终于停了下来。   从撞击发生到最终落地，这一个小时简直比一个世纪还要漫长，六名机组成员毫发无损地走出了机舱，而这架轰-6早已面目全非。   后来苏联的航空专家在查看现场资料时，连连摇头表示难以置信，因为从气动理论上讲，失去垂尾的飞机几乎没有生还可能，更别提还在空中盘旋换了三个机场才降落。   这次不可思议的迫降，给当时所有的空军人上了一课，也直接推动了后来机组逃生系统的设计改良，虽然那是一次集体一等功的荣耀时刻，孙鄂军、上官伟宏、杨镜秋等人的名字被记入了史册，但这一事件背后的残酷也令人唏嘘。   1990年，年仅33岁的孙鄂军在另一次飞行事故中不幸遇难，这位曾在万米高空力挽狂澜的英雄最终还是归于长空。 主要信源：（中华英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