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瞻基刚刚即位，他的叔叔汉王朱高煦便在乐安州起兵造反，意图效仿其父朱棣再来一次靖难。 信使快马闯入紫禁城时，金銮殿的香炉正飘着第三缕青烟，朱瞻基捏着那份措辞狂妄的檄文，指节因用力而泛白。 “朕要亲征！”年轻的皇帝将檄文拍在龙案上，朱红笔杆滚落到珐琅彩笔洗中，溅起的水花打湿了“靖难”二字——这两个字，是他祖父朱棣留给大明的血色印记。 文华殿内，几位须发皆白的老臣已跪了半个时辰，紫袍前襟沾满尘土。“新君初立，万不可轻动！”户部尚书夏原吉的声音带着颤音，“朱高煦不过跳梁小丑，遣一大将便可荡平。” 但满朝文武都知道，这位26岁的皇帝像极了他的祖父，骨子里藏着说一不二的执拗。 站在群臣末尾的三个身影却异常平静。杨荣捋了捋袖口那串磨得发亮的紫檀佛珠，杨士奇悄悄将袖中《资治通鉴》的书页抚平，杨溥则用手指在朝笏上轻轻敲击着无人能懂的节奏。 当夏原吉的谏言第三次被驳回时，杨荣忽然上前一步，没有叩首，只是捧着牙牌躬身道：“陛下独不见李景隆故事乎？” 这话像一块冰投入滚油。建文朝李景隆率五十万大军伐燕，结果一败涂地的往事，瞬间让殿内安静下来。朱瞻基的目光从奏折上移开，落在杨荣脸上。 “彼以为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杨荣的声音不高，却带着穿透力，“今出其不意，以天威临之——乐安州城墙低矮，粮草不足，听闻汉王昨夜还在帐中为先锋人选发怒，军心已乱。” 一直沉默的杨士奇这时展开袖中密报：“臣已查明，乐安州城内粮草只够支撑一月，城外百姓多不愿附逆，若陛下亲征，可传檄四方，晓谕大义——民心即军心，此战胜算何止七成？” 杨溥则从袖中取出舆图，手指点在乐安州与济南府之间的要道：“可令总兵官薛禄率精兵断其退路，陛下亲率主力正面施压，两路夹击，叛军插翅难飞。” 原本剑拔弩张的争论，就这样被三杨悄然转化为一场精密的军事部署会。 有人后来问杨溥：“为何不直接劝陛下勿要亲征？”他只淡淡一笑：“水至刚则折，陛下年轻气盛，当顺其势而导之——堵不如疏。” 半个月后，宣宗的黄龙旗出现在乐安州城外。 朱高煦站在城头，看到漫山遍野的明军，手中的令旗竟滑落在地——他没料到这个侄子真敢御驾亲征，更没料到朝廷大军来得如此之快。 三天后，乐安州城门洞开，朱高煦身着素服，自缚出城投降。 这场被后世称为“高煦之叛”的动乱，从起兵到平定，仅用了四十天。 班师回朝的路上，宣宗看着身边骑马随行的三杨，忽然明白：真正的治国之术，不在于君王独断，也不在于臣子强谏，而在于君臣之间能找到那个“顺势而为”的平衡点。 当年朱棣靖难用了四年，如今朱高煦想复制历史，却连两个月都撑不过——不是因为他不够像父亲，而是他忘了，朱瞻基身边，站着三个懂得如何将“险招”变成“妙招”的辅政能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