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狱卒不顾谢保真的反抗，强行扒下她裤子，拿起大针筒，往她身上扎。她咬紧牙关，痛也不求饶。隔壁关的丈夫心痛到不停砸墙。 监牢里的谢葆真，已经二十多天没沾过一粒米、一口水。她本就单薄的身子，彻底脱了相。颧骨高高地支棱起来，眼窝陷成两个深坑，可那双眼睛里的光，硬是没灭。 狱卒们狞笑着围上来。有人扯着她的胳膊，有人死死按住她的腿，粗暴地扒下她的裤子。 一根粗长冰冷的针头，明晃晃地戳在眼前。周围的人甚至在打赌，赌她能撑多久，赌她会不会疼得当场昏过去。 没人把她当人看。在这群刽子手眼里，她只是个可以肆意蹂躏的囚徒，是个必须被摧毁的对象。 隔壁监房的杨虎城，听到了那声压抑的惨叫。他疯了似的扑到石墙上，拳头一下下砸上去，指骨撞得裂开，鲜血混着墙灰，糊了满手。 “放开她！有本事冲我来！”他吼得嗓子都破了，换来的却是狱卒更凶狠的呵斥，和一副锁得更紧的镣铐。 厚重的铁门隔绝了一切，只剩下无边的黑暗，和妻子那声让他肝肠寸断的痛呼。 他看不见妻子的模样，却能想象出那根针头扎进大腿时，她该有多疼。 那一年，谢葆真才33岁。谁能想到，这个被敌人肆意践踏尊严的女子，曾是西北军里赫赫有名的“革命之花”。 1936年的西安事变，杨虎城和张学良以兵谏逼蒋抗日，何等的义薄云天。 可事变之后，张学良被终身软禁，杨虎城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 从1937年开始，他就踏上了长达十二年的囚禁之路。 谢葆真没有丝毫犹豫，她放弃了原本优渥安稳的生活，抱着年幼的孩子，主动踏进了这不见天日的牢房。 她要陪着丈夫，哪怕前路是刀山火海。十年囚牢岁月，苦得常人难以想象。 在贵州玄天洞，他们熬过了潮湿阴冷的雨季，被褥能拧出水来，身上长满了湿疹；在重庆渣滓洞，蚊虫叮咬得人整夜睡不着，身上的包挠得流脓。 敌人的威逼利诱更是从没断过。 他们说，只要谢葆真能劝杨虎城“悔过自新”，全家就能立刻获释，还能享尽荣华富贵。 谢葆真的回答，从来都是斩钉截铁。“我们做的是救国救民的事，何过之有？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在牢里，她是孩子们的天。她把破旧的衣裳缝了又缝，把少得可怜的粗粮省给孩子吃，用温柔的歌声，驱散孩子们对黑暗的恐惧。 她也是杨虎城的精神支柱。每当丈夫因为冤屈和折磨陷入消沉，她总会握着他的手，轻声说：“我们没错，要好好活着，等着重见天日的那天。” 这次的绝食，不是一时意气。眼看着除夕越来越近，窗外飘来家家户户包饺子的香味，鞭炮声一声比一声热闹。 可他们一家，却依旧被锁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丈夫的冤屈无处申诉，孩子的童年被铁窗隔断。 二十多天里，谢葆真滴水未进。身体越来越虚弱，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可她的意志，却比钢铁还硬。 她要用这种最决绝的方式，对抗这不公的命运。她要质问这黑暗的世道——爱国何罪？坚持正义，就要被这样折磨吗？ 冰冷的针头刺破皮肤的那一刻，谢葆真死死咬住了嘴唇。血腥味在口腔里弥漫开来，疼得浑身发抖，她愣是没哭出声。 她不愿让敌人看到她的软弱，更不愿让隔壁的丈夫，跟着心碎。可那钻心的疼，还是让她忍不住发出了一声压抑的惨叫。 那声音里，有不甘，有悲愤，还有对自由的深切渴望。而狱卒们的哄笑声、赌咒声，像一把把尖刀，刺破了牢房的寂静，也刺破了这个本该阖家团圆的除夕前夜。 隔壁的杨虎城，每一秒都像在受凌迟。他太了解妻子的性子了，宁折不弯，不是被逼到绝境，绝不会走绝食这条路。 他想起两人相识的那年，她还是个意气风发的少女，举着标语喊着抗日救国；想起她跟着自己入狱时的坚定眼神；想起她在牢里，一边给孩子缝衣服，一边笑着说未来的模样。 愧疚和愤怒，像潮水一样将他淹没。他恨自己的无能，恨自己护不住妻子，护不住孩子。 可沉重的镣铐锁住了他的身躯，严密的看守隔绝了所有希望。他只能眼睁睁地听着妻子受苦，却连靠近她一步都做不到。 他们本是民族的功臣，为了国家大义，不惜赌上自己的一切。到头来，却落得这般下场。 谢葆真的绝食抗争，从来都不只是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冤屈。她是在用自己瘦弱的身躯，扛起一个民族的气节。 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年代，她的坚守，像一束微光，照亮了无数人心中的正义。 历史不会忘记这样的忠魂。岁月也终将铭记这份铁骨。 那些为了民族大义，为了家国理想，甘愿舍生取义的先辈们，永远值得我们缅怀，值得我们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