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殿英：军阀出身，炸药＋火把，七天搬空两座皇陵，20辆大车拉财宝，粗暴却一目了然。 徐湖平：教授院长，公章＋鉴定，三十年“调剂”10万件南迁国宝，8800万落槌，套路深不见底。 两人同为触碰国宝红线的罪人，却走出了截然不同的盗宝路数。一个是目无法纪的军阀莽夫，抡着炸药明火执仗，把贪婪写在脸上，恶行昭然天下。一个是身披斯文外衣的学界蛀虫，攥着公章暗度陈仓，把私欲藏进规则，龌龊藏了整整三十年。 前者的恶，粗暴刺眼，人人唾骂；后者的恶，阴狠毒辣，伤人无形，给民族文物带来的创伤，远比前者更甚，更难挽回。 孙殿英的恶行，早已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半点遮掩都没有。他本是盘踞一方的杂牌军阀，骨子里满是土匪的野蛮与贪婪，盯上清东陵，只因听闻陵寝内藏着数不尽的奇珍异宝。 民国十余年，时局混乱，他借着演习的名头封锁陵区，直接用烈性炸药炸开慈禧定东陵、乾隆裕陵的地宫石门。地宫深处漆黑一片，士兵们举着火把蜂拥而入， 这般赤裸裸的劫掠，这般毫无底线的破坏，当时就激起举国震怒，满清遗老痛哭流涕要求严惩，各界民众联名声讨，可孙殿英拿着盗来的财宝大肆行贿，最终竟全身而退，只落得个千古骂名。 他的所作所为，是对皇陵文物的物理损毁，更是对民族尊严的公然践踏，恶迹摆在明面上，从无半分洗白的余地。 反观徐湖平，从头到脚都裹着光鲜的外衣。他顶着教授头衔，身居博物院院长要职，经手南迁国宝的保管与调配工作，手握文物鉴定、调拨的核心权力。 旁人眼中，他是深耕文博领域的专家，是守护国宝的功臣，没人能想到，这位看似儒雅的学者，会借着职务便利，把黑手伸向国家珍贵文物。 他的手段，没有炸药的轰鸣，没有火把的刺眼，只有盖着鲜红公章的调拨文件，只有写着专业定论的鉴定报告，靠着这两样东西，硬生生把文物保护的职权，变成了中饱私囊的工具。 南迁国宝本是抗战时期，为躲避战火辗转多地的珍贵文物，件件都是承载民族文脉的重器，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保管修护，盼着这些珍宝能代代传承。 徐湖平却借着“文物调剂”的名头，在三十年里不断操作，将馆藏文物以调拨、交流的名义转出，再通过层层伪装，把这些国宝流向私人手中，最终出现在拍卖市场。经核查，他经手“调剂”的南迁国宝多达十万件，涵盖书画、玉器、瓷器、青铜器等多个品类，件件都是馆藏级别的珍品。 这些被盗走的国宝，不再是国家公产，成了私人藏品里的天价商品。其中一件经他手流出的文物，现身拍卖会场时，最终以8800万的高价落槌成交。这串冰冷的数字背后，是十万件国宝的流离失所，是民族文脉的无声流失。 他的操作环环相扣，借着专业知识洗白文物来源，靠着公章赋予的权力打通各个环节，三十年里步步为营，从未暴露半点马脚，直到相关文物接连现身拍卖市场，这桩惊天文物大案才浮出水面，让人惊出一身冷汗。 同样是觊觎国宝，孙殿英的贪婪，停留在金银财宝的浅层利益，他只认值钱的硬通货，不懂字画古籍的文化价值，毁掉的是文物的物理本体。 徐湖平不一样，他懂文物，懂鉴定，更懂文博系统的规则漏洞，他盯上的不只是文物的经济价值，更是借着文物倒卖，为自己谋取地位、利益与人脉。他的偷盗，不是一时的贪念作祟，而是持续三十年的蓄意谋划，是披着公职外衣的系统性犯罪。 更让人寒心的是，孙殿英的恶行，当时就被戳穿，举国声讨之下，至少没人敢效仿；徐湖平却借着专业与职务的掩护，把龌龊事做得滴水不漏，他的行为，不仅盗走了十万件国宝，更破坏了文博系统的公信力，让民众对文物保护体系产生质疑。 那些被他“调剂”出去的国宝，有的流落海外，再也无法追回；有的被私人藏家囤积，再也难见天日；有的在倒卖过程中受损，再也无法复原。这般伤害，远比孙殿英的炸药与火把，更具毁灭性，更难弥补。 有人会问，为何一介学者，能在三十年里肆无忌惮地盗走十万件国宝？为何层层监管的文博体系，会让这样的蛀虫钻了空子？答案藏在人性的贪婪里，更藏在权力的失控中。 孙殿英的恶，源于军阀时代的秩序崩塌，是赤裸裸的强权作恶；徐湖平的恶，源于和平年代的权力寻租，是披着斯文外衣的精致利己。前者的粗暴，能让人一眼看清人性的丑陋；后者的伪装，却能蒙蔽无数人的双眼，让罪恶在阳光下滋生蔓延。 文物从不是私人敛财的工具，更不是权力变现的筹码，每一件国宝，都是民族文脉的延续，是历史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 孙殿英用炸药炸开皇陵，盗走的是金银珠宝，留下的是千古骂名；徐湖平用公章与鉴定偷走国宝，盗走的是民族文脉。 犯下的是更不可饶恕的罪行。野蛮的劫掠固然可恨，伪装的偷盗更该严惩，文物保护的防线，既要挡住明火执仗的强盗，更要堵住暗度陈仓的蛀虫。 无论身居何种位置，手握何种权力，一旦触碰国宝红线，一旦背弃守护文物的初心，终究逃不过历史的审判，也终将被全体国人唾弃。文物安全的底线，容不得半点试探，更容不得半点亵渎。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