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有关部门邀请外国数学家门德尔逊来华讲学。不料他却大为吃惊，反问道：“你们中国不是有陆家羲吗？为何请我来班门弄斧？”在场领导瞬间一脸懵逼，陆家羲？有这号人物吗？ 1935年，陆家羲出生在上海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家庭。那个年代，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陆家羲初中还没念完，父亲没了，家里顶梁柱塌了。没办法，半大点的孩子只能辍学，去五金行当学徒，后来又辗转去了哈尔滨电机厂做工 陆家羲的童年几乎被生计压得喘不过气。白天在工厂搬运零件、打杂，晚上蜷在狭窄的宿舍里，就着昏黄的灯光看旧课本。他不是不想玩，是根本没资格玩，家里的重担和心里的不甘，让他只能咬牙往前走。别人聊天打牌，他在算题；别人倒头就睡，他还在草稿纸上写满公式。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鼓励职工自学成才，他抓住机会，一边工作一边上夜校，把初中、高中课程一点点啃完。数学成了他最明显的特长，复杂的题目，他常常一看就有思路，老师都劝他“别浪费脑子，去考大学”。1957年，他如愿考上东北师范大学物理系，从工厂工人变成了大学生，这在当时已经是“鲤鱼跳龙门”。 大学里，他第一次接触到组合数学这个冷门领域。在图书馆的旧杂志上，他看到“柯克曼女生问题”“斯坦纳三元系大集问题”等一串古怪的名字，这些问题从19世纪起就难住了不少数学家。别人当故事看，他却认真做起了笔记，从此一头扎进这个少有人问津的方向。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包头钢铁学院，后来又调到包头九中当物理老师。身份从“大学教师”变成“中学老师”，在很多人眼里是“降级”，他却没太在意，只是把更多精力压到业余研究上。白天给学生讲欧姆定律、电磁感应，晚上回到办公室，把门锁上，继续推导那些连专业数学家都头疼的组合设计问题。 60年代初，他把自己关于柯克曼问题的研究写成论文，寄给国内数学期刊，却因为“内容过于超前”“缺乏参考文献”等理由被退稿。那时国内对组合数学的了解还不多，审稿人看不出他工作的价值，他也没有渠道和顶尖专家交流，只能默默把退稿信收好，继续算下去。 “文革”开始后，正常科研秩序被打乱，他的研究只能转入“地下”。白天被批斗、写检查，晚上回到家，把孩子哄睡后，又坐到桌前，在昏暗灯光下画表格、推公式。他的草稿纸越堆越高，家人只知道“他在算很重要的题”，却不知道那些题，在国际数学界也没人能完全解决。 70年代末，学术环境逐步恢复，他再次整理论文，这次选择投向国际期刊。1983年，他关于“斯坦纳三元系大集”的系列论文在《组合论》上连续发表，立刻在国际数学界引起震动。国外同行评价，他解决了一个困扰一百多年的难题，把组合设计理论往前推了一大步。 门德尔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听说了陆家羲的名字。当中国方面邀请他来讲学时，他下意识地反问：“你们不是有陆家羲吗？”这句话在国外是对中国数学界的肯定，在国内却像一记耳光——我们自己的顶级成果，居然要靠外国人来提醒。 就在事业刚迎来转机时，他的身体已经被长期透支拖垮。1983年10月，他在讲完一堂物理课后突发心脏病，倒在讲台上，年仅48岁。他没来得及看到国内对他成果的系统评价，也没来得及享受应得的荣誉，只留下满屋草稿纸和几个被他“算穿”的数学难题。 从陆家羲的经历可以看出，真正的学术突破，往往出现在那些甘于寂寞、不向现实低头的人身上。他没有优越条件，没有导师团队，没有经费支持，却靠一己之力解决了世界级难题。这既体现了他的天赋与毅力，也折射出当时科研体制的局限：一个如此重要的成果，长期被埋没在中学教师的办公桌下。 他的故事给我们留下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一个国家要想真正激发创新，就必须建立起能识别、保护“冷门天才”的机制，而不是等外国人来提醒，我们才匆忙“补课”。陆家羲用一生证明，出身和环境并不能完全决定一个人的高度，只要方向正确、信念坚定，再普通的起点，也能抵达很远的地方。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