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血顺着她的左脸颊流到衣领上，送到医院时，医生说眼球保不住了，得摘。 没人想到，这个19岁就凭《我没有远方》唱哭一代人的摇滚主唱，会以这样的方式跌进深渊。 摘眼手术后，导演们开始躲着她，说“独眼镜头太吓人”。 演出合同一张张作废，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后来被警察从出租屋带走，尿检呈阳性，进了戒毒所。 其实罗琦的人生早就带着伤。 9岁那年父母离婚，她被扔到外婆家，15岁骑摩托飙车撞了树，脑袋里植了两块金属板。 出院没俩月，她揣着外婆给的50块钱跑到北京，在酒吧唱到嗓子冒烟，直到崔健的经纪人拍着桌子说“这嗓子能顶半个摇滚圈”，她才进了指南针乐队。 18岁出专辑那天，她在后台啃着馒头笑，说“以后要让外婆住大房子”。 戒毒所的120天，她每天早上五点起来跑步，把《选择坚强》的歌词抄在手心。 出来后她买了张去德国的机票，在柏林找了家餐馆洗盘子，学德语时把单词写在围裙上。 有次华人社区办春节晚会，她被拉上台唱《随心所欲》，唱到“我想要离开，却又离不开”，台下有人哭出了声，那是她离开舞台五年后第一次唱歌。 2013年《我是歌手》后台，导演盯着她的独眼造型犯愁，她笑着把假眼取下来放桌上：“镜头怕什么，听声音不就完了。” 舞台灯光亮起时，她握着话筒的手背上，早年事故的疤痕还很清晰。 唱到副歌，台下观众站起来鼓掌，有个老乐迷举着1992年的演唱会票根，票根边角都磨烂了。 今年春天去她的录音室，50岁的她戴着助听器，正给新专辑《时间的玫瑰》配和声。 唱到《铁窗》那首时，她突然停下来，指着谱子说“这里得再哑一点”。 录音师后来偷偷说，她写这首歌时，总对着戒毒所的旧照片发呆。 前阵子她去云南戒毒所做分享，有个女孩拉着她的手说“罗老师，我也想唱歌”，她把自己的旧话筒送给了女孩。 现在她录音时总习惯把好眼对着调音台，独眼那边留给墙壁。 有人问她恨不恨1993年那个砸瓶子的人，她正在调吉他弦的手顿了顿，说“要谢他呢，不然我哪知道声音能这么有劲儿”。 那把用了三十年的吉他上，贴着张泛黄的纸条，是当年外婆写的“好好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