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吴德坐在家里的客厅里，专注地观看电视节目。 突然，一则新闻引起了他的极大愤怒，他气冲冲地指着电视机大声抱怨：你们这些人，你们要如何向全国人民解释这件事情呢。 老人紧握的拳头砸在藤椅扶手上，搪瓷缸里的茶水溅出几滴，在磨得发亮的木纹上晕开深色痕迹。 那则让老人动怒的新闻，后来才知道是关于一起干部违纪事件。 了解吴德生平的人说，这种愤怒不是一时冲动。 1928年的唐山，煤矿井口飘着英国旗，25岁的吴德带着几个青年钻进工棚。 煤油灯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墙上，像一群准备破土的种子。 他在罢工宣言上按下指印时，指甲缝里还嵌着煤渣。 开滦矿工的汗臭味里，藏着他最初的信仰。 3万工人举着铁锹当武器，在矿警的木棍下坚持了25天。 《申报》当时的报道里说，有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总在最前面，嗓子喊哑了就用手势指挥。 后来才知道，这个年轻人会把自己的口粮省下来，偷偷塞进童工的饭盒。 十几年后，枪声代替了口号。 吴德在冀东的山沟里扎了根，土墙上贴着“减租减息”的告示。 有老兵回忆，他带着队伍打游击时，马鞍上总驮着一捆书。 地道战的图纸画在烟盒纸上，密密麻麻的线条里，还标着村民的水缸位置。 那会儿他常说，打仗不光是打敌人，更是要护住老百姓的锅灶。 天津大学的档案里，存着他兼任校长时的备课笔记。 1952年的教案上，钢笔字写得工工整整，页边空白处画着简易的矿山机械图。 学生们记得，这位部长校长总在课后被围住，他从不看表，直到最后一个问题解答完。 食堂师傅说，他的碗总是最后一个收，因为总把馒头掰给家庭困难的学生。 晚年的吴德住在老房子里，书架第三层摆着本磨破脊的《工运回忆录》。 有次晚辈翻到其中一页，见他用红笔圈着句话：“干部要永远做工人阶级的小学生。” 1992年那天，电视里正在播某地干部挪用扶贫款的新闻，他指着屏幕的手在发抖，就像当年在罢工现场指着矿主的账本一样。 那本《工运回忆录》后来捐给了档案馆，最后一页有行铅笔字：“老百姓的眼睛，是最亮的镜子。” 现在去河北档案馆，还能看到那面镜子，1940年他用过的搪瓷缸，缸底补着三块锡皮，缸身印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字，被摩挲得发亮。 1992年，吴德坐在家里的客厅里，专注地观看电视节目。 突然，一则新闻引起了他的极大愤怒，他气冲冲地指着电视机大声抱怨：你们这些人，你们要如何向全国人民解释这件事情呢。 老人枯瘦的手指关节因用力而发白，眉头拧成疙瘩，像是看到了什么比当年矿警的警棍更刺眼的东西。 当时电视里正在播放一则干部违纪的新闻。 这个在工运浪潮里滚过、在枪林弹雨中闯过的老人，此刻胸膛剧烈起伏。 茶几上的搪瓷缸晃了晃，缸身上“劳动模范”四个蓝字是1950年总工会发的，边角已经磕碰出白茬。 1928年的唐山，煤矿井口飘着英国旗。 吴德带着几个青年钻进工棚，煤油灯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墙上，像一群准备破土的种子。 他在罢工宣言上按下指印时，指甲缝里还嵌着煤渣。 后来《申报》记者拍到他站在煤堆上演讲，蓝布褂子被风吹得像面旗子。 冀东的山沟里，他学会了用算盘计算粮草。 1943年冬天，部队断粮三天，通信员看见他把最后半块玉米面饼子塞进了伤员嘴里。 雪地里，他的草鞋磨穿了，就用破布裹着脚走，留下一串带血的脚印。 那会儿战士们不知道，这个总抢着背伤员的“吴政委”，在北平上学时也是个穿长衫的学生。 天津大学的银杏树下，他的公文包总装着粉笔。 兼任校长那几年，课后总有学生围着他问问题，他从不看表，直到最后一个人点头才离开。 有次教务处长看见，他把自己的粮票悄悄塞进了穷学生的书本里，粮票边角还带着体温。 晚年整理旧物时，家人发现了他1980年的日记。 其中一页写着：“今天去菜市场，听见小贩骂干部，心里不是滋味。 我们当年流血，可不是为了让这些人享福的。” 字迹歪歪扭扭，墨水洇了好几处，像是写的时候手在抖。 1992年那个下午，老人指着电视的手慢慢垂下来。 他起身走到书架前，抽出那本泛黄的《工运回忆录》，翻开夹着书签的一页。 阳光透过窗棂照在书页上，“干部要永远做工人阶级的小学生”这行字，被红铅笔圈了又圈。 现在那本回忆录存放在河北省档案馆，书签还夹在老地方。 旁边摆着他用过的那只搪瓷缸，缸底补了三块锡皮，像是老人一生都在修补的那个初心。 有参观者说，隔着玻璃看过去，仿佛还能听见1928年矿井下，三千个喉咙喊出的同一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