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首批特赦战犯：杜聿明、王耀武等10人获释，抗日名将的晚年归途令人感慨 1959年12月4日首批特赦战犯，杜聿明、王耀武等10人从北京功德林被特赦。杜聿明是陕西米脂人，黄埔一期，履历丰富，淞沪会战、桂南会战都有他的身影，昆仑关大捷还击毙日本旅团长中村正雄。王耀武是山东人，黄埔三期，淞沪抗战、湘西雪峰山会战等都战绩不俗，雪峰山会战歼敌2.8万余人。 那天的北京刚过小雪，功德林监狱的操场上，10位身着新棉衣的战犯整齐站立。杜聿明站在中间，头发已有些花白，背脊却依旧挺直。 当工作人员念到“杜聿明”三个字时，他愣了两秒，才缓缓上前接过特赦通知书。纸面带着油墨的清香，烫金的“特赦”二字格外醒目，他捏着纸角的手微微发颤，眼眶瞬间红了——这一天，他等了整整10年。 作为黄埔一期的高材生，杜聿明的青年时代满是硝烟。1937年淞沪会战，他率领第200师死守蕴藻浜，面对日军的飞机大炮，硬是顶住了七天七夜的猛攻，部队伤亡过半也没后退半步。 1939年桂南会战，他亲赴昆仑关前线指挥，带着将士们冒雨仰攻，激战十余日，终于攻克这座战略要地，击毙日军精锐第5师团旅团长中村正雄。 那时候的他，是国人眼中的抗日英雄，胸前的勋章见证着浴血荣光。可谁也没想到，解放战争后期，他在淮海战役中被俘，从将军变成了战犯。 刚进功德林时，杜聿明心里满是抵触。他不愿面对失败的现实，更担心家人的安危，一度拒绝改造。直到1950年，工作人员给他带来了妻子曹秀清的消息，还递上了孩子们的照片——原来新中国没有为难他的家人，孩子们都在正常上学。 看着照片里孩子们稚嫩的笑脸，杜聿明沉默了。从那以后，他开始静下心来学习，读历史书籍，看时事新闻，慢慢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他主动申请参加监狱里的生产劳动，跟着其他战犯一起种菜、养猪，曾经握惯了枪杆的手，渐渐学会了拿起锄头。 站在杜聿明身旁的王耀武，同样心绪难平。这位山东汉子性格爽朗，作战勇猛，是黄埔三期里的佼佼者。1945年湘西雪峰山会战，他担任第4方面军司令官，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他沉着部署，利用山地地形层层阻击，最终歼敌2.8万余人，成为抗战后期最辉煌的战役之一。 被俘时，王耀武没有像其他战犯那样惊慌失措，反而坦然交代了自己的罪行，还主动劝说其他国民党军官放下武器。 在功德林的岁月里，王耀武的表现一直很积极。他识字多，就主动帮不识字的战犯读报、写材料；他懂军事，就和大家一起探讨抗战时期的战例，分析胜败原因。 有一次，监狱组织讨论“抗日战争的意义”，王耀武站起来说：“我打了一辈子仗，只有抗日的时候，心里是最踏实的，因为那是保家卫国。 ”这句话让在场的很多人都红了眼眶。他知道，自己过去追随错了人，但抗日的功绩不能抹杀，而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才是对国家和人民最好的交代。 特赦当天，周恩来总理特意接见了这10位战犯。见到杜聿明时，周总理握着他的手说：“你在昆仑关打得好，为国家立了功，这我们都记得。过去的错误已经过去了，今后要为人民多做贡献。 ”听到这话，杜聿明再也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连连说：“我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今后一定痛改前非。”王耀武则激动地表示：“共产党宽宏大量，给了我们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以后就算是做牛做马，也要报答这份恩情。” 获释后，杜聿明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他倾注心血撰写了大量回忆文章，详细记录了淞沪会战、昆仑关大捷等战役的经过，为研究抗战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他还积极联系海外的亲友，宣传新中国的政策，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奔走。王耀武则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他利用自己在山东的人脉，为家乡的建设出谋划策，还多次呼吁台湾同胞回归祖国怀抱。 晚年的杜聿明常常感慨，是新中国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他曾经对儿女们说：“我这辈子，打了抗日的胜仗，也打了内战的败仗，直到获释后，才真正明白什么是正确的道路。 ”1981年杜聿明病逝前，还特意叮嘱家人，要把自己的骨灰撒在昆仑关，与那些牺牲的将士们长眠在一起。王耀武则一直活到1968年，临终前他还在说：“能为国家做点实事，这辈子值了。” 回望那段历史，首批特赦战犯的故事，彰显了新中国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宽大政策。杜聿明、王耀武等人，曾经是历史的参与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 他们在抗战中为国家和民族立下过赫赫战功，也在解放战争中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但新中国没有将他们一棍子打死，而是给了他们改造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而他们也用实际行动证明，只要真心悔改，就能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 历史不会忘记他们的抗战功绩，也不会忽视他们曾经的错误。但更重要的是，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宽容和包容是化解矛盾的钥匙，而认清历史潮流、顺应时代发展，才是每个人的正确选择。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