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刚刚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波·格兰迪突然宣布了：全球因战争、迫害和暴力被迫流离失所的人数已超过1.14亿（截至2023年9月底），并警告“战火与饥饿正在同路前行”。 时间线很清楚：2024年的多份机构报告把冲突—饥饿—流离失所这条链路钉在了数据上。地点遍及苏丹、加沙、叙利亚、乌克兰、也门、刚果（金）等，涉及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红十字会与多家人权组织。核心问题也不拐弯：当权力和利益分配在战后重启，谁替普通人的命与饭买单？ 先看“饥饿被军事化”。事实是，2024年有59个国家与地区、超2.8亿人处于重度粮食不安全，且大多身处武装冲突一线；苏丹超过2500万人陷入重度粮食不安全，北达尔富尔的流离失所者营地已出现饥荒征候；加沙86%的人口处于“危机及以上”等级，产水量仅为战前四分之一。解读层面，这不是单纯的“粮不够”，而是基础设施被反复打击、围困和封锁叠加交通瘫痪，使饥饿成为战争工具。影响很直接：救援车队难以进入，价格飙升，疾病随之而来。照这个轨迹走下去，区域性饥荒点会在数月内由营地向更大城市外溢。 再看“战争红利链”。王立群先生那句“政客握手、将军晋爵、商人发财、穷人埋葬孩子”，并非修辞。事实摆着：也门2018年全年来看有4836名平民伤亡，平均每周39人丧生、五分之一为儿童；刚果（金）南基伍省因战事阻断援助，仅米内姆布韦就有超17万人拿不到基本物资；喀土穆一带电网在梅罗韦大坝被袭后大面积中断，城市功能崩落。潜台词是，战时合同、资源配给、战后重建往往滋生“寻租链条”，而承担成本的，仍是底层纳税人和被卷入者。对邻国与捐助方而言，难民压力与财政疲劳叠加，强硬边控、国内民粹化的政治后果恐怕很快会显形。 最后把镜头拉远到“城市化战争”的残酷逻辑。国际红十字会反复提醒：城战把平民困在围堵区，街区、学校、医院、电站成为高风险点；叙利亚周边的流离失所者营地曾被记录到遭受集束弹药袭击，营地本身并无军事目标。事实背后，是国际人道法的“纸面约束”与战地现实的巨大落差，加上大国博弈与安理会否决政治，使停火与人道通道的共识动辄陷入拉扯。长期看，这将把一代人的教育与健康掏空，安全真空被武装团体与犯罪网络填补，冲突“代际化”的风险上升。 接下来会怎样？短期内，苏丹、加沙、也门与刚果（金）仍是饥饿与流离失所的高风险点，任何围困与断供策略都会迅速转化为公共卫生危机；中期看，能否建立可验证的人道通道、对基础设施“豁免打击”的可执行安排，将决定平民伤亡曲线是否拐头；长期则取决于追责与资金流向——如果战后重建合同仍让“战争红利链”获益，冲突回潮并不意外。战争从来不是平等的游戏，这话听上去沉重，却是当前世界最务实的提醒：保护平民，不是口号，而是是否停止让饥饿与恐惧被当作武器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