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19岁的马一浮丧妻，他发誓不再续娶，岳父同情他，便问他：“我三女儿14岁，酷似她姐，你娶她吧？”马一浮拒绝：“亡妻地位无人能替，无心再娶。” 1901年腊月，绍兴城里飘着湿冷的雨。马一浮把妻子汤仪的棺木送出城，鞋帮上沾满黄泥 那年的马一浮，还不是后来被称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的大学者，只是一个刚刚成年的青年，却已经尝尽了人生的第一个大苦。他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旧式读书人家，从小就被视为“神童”，据说四岁就能诵《诗经》，十二三岁时，已经遍读家中藏书，在当地小有名气。这样的少年天才，按传统路径，本该是一路科举、做官、光宗耀祖。 他与汤仪的婚事，也是典型的“才子配佳人”式的旧式婚姻。汤家是当地有名的书香门第，汤仪知书达理，性情温和，与马一浮感情很好。对一个19岁的年轻人来说，刚刚尝到婚姻的甜蜜，却转眼面对丧妻之痛，打击之大不难想象。从史料来看，马一浮此后终身未再娶，这个决定，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他性格中“认死理”的那一面在起作用。 岳父提出把三女儿嫁给他，其实是出于一种现实又带点温情的考虑。在当时的社会结构里，“亲上加亲”并不罕见，尤其是姐姐早逝，妹妹续嫁姐夫，在礼教上虽不算主流，却也并非绝对禁忌。对汤家而言，这样做既能照顾女儿，也能让马一浮不至于孤单度日；对马一浮来说，这也是一个“顺水推舟”的选择，既不违背人情，又能维持与汤家的关系。 但马一浮却拒绝了。他那句“亡妻地位无人能替，无心再娶”，不是简单的客气话，而是他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他是一个典型的“以情立命”的人，对感情极为执着，又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在他看来，婚姻不是一种可以替换的制度安排，而是一段独一无二的生命经历。汤仪在他心中的位置，一旦确定，就不能被“复制”，哪怕对方是她的亲妹妹。 从历史背景看，1901年的中国正处在剧烈变动的前夜。庚子事变刚过，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国权丧失、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一部分读书人开始反思传统制度，也有人更加坚定地守住内心的道德秩序。马一浮显然属于后者，他一生对名利看得极淡，却对“情义”“操守”看得极重。 丧妻之后，马一浮一度陷入深深的精神痛苦中。据记载，他曾闭门读书，极少外出，用典籍来消解内心的悲伤。他的学问之所以后来能达到那样的高度，与他早年这种“向内用力”的生活状态有很大关系。对他而言，学术不是谋生工具，而是安顿心灵的方式。 此后几年，马一浮并没有走传统科举之路，而是转向新式教育和学术研究。他曾游学上海，接触西学，又潜心研究佛学、儒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他对宋明理学、尤其是程朱陆王的思想有深入研究，同时又吸收佛教的智慧，试图在传统儒学的基础上，为现代中国寻找一条精神出路。 值得注意的是，马一浮终身不娶，并不意味着他对感情冷漠。相反，他对亡妻的记忆，始终是他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从他的诗文、书信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情感细腻、内心丰富的人，只是把情感更多地寄托在学问和思想上，而不是在世俗生活中再寻找替代。他用一种近乎“苦行”的方式，守住了自己对亡妻的承诺，也守住了内心的道德底线。 他的这种人生姿态，在民国时期的学界非常少见。很多学者虽然也讲“清高”，但往往在现实利益面前会有所妥协；马一浮则是真正做到了“不趋时、不媚俗”。抗战期间，他在四川乐山创办复性书院，以讲学著书为业，生活清苦却精神富足。他不收学生学费，只要求真心向学者，这种做法在当时几乎是“不合时宜”的。 回到他19岁丧妻的那一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早年的情感经历，往往会在无形中塑造他一生的道路。如果汤仪没有早逝，马一浮的人生轨迹可能完全不同，他也许会走一条更“世俗”的路：做官、成家、生子，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安稳度日。但现实却把他推向了另一条道路，让他成为一个以学问和精神追求为中心的孤独行者。 当然，从今天的角度看，马一浮的选择也并非没有争议。有人会认为，他过于执着于“节义”，忽略了现实生活的可能性；也有人会觉得，他对感情的坚守，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尊重的人格力量。历史人物从来不是单面的，他的“不近人情”，在另一个层面上，恰恰体现了他对内心信念的坚持。 理解马一浮，不能只看他的学问，也要看他的人生选择。他终身不娶，不是因为“看破红尘”，而是因为他把一段感情看得太重，重到无法用另一段感情来替代。在一个普遍把婚姻当作“合情合理的制度安排”的时代，他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情义”可以超越现实功利，成为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