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特赦后的前国民党特务沈醉受邀入职北京政协，迎面走来一僧人笑道：“多亏了您曾经打过我两个耳光啊！” 沈醉十八岁就进了复兴社特务处，后来一路跟着戴笠混，年纪轻轻就当上少将处长，在军统里算得上“资格老、年纪小”的典型人物。抗战期间他在常德当过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管情报治安，手底下事情不少。1949年底在云南被卢汉扣住，参加了起义，之后关押改造二十多年。1960年第二批特赦出来，算是前两批里唯一的军统高层。出来后先是参观学习，又下乡劳动一年，1961年左右跟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溥仪他们一块儿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当专员，干的就是整理文史资料的活。1975年又一批特赦，但沈醉早就出来了，1978年正式调到北京政协继续干专员，算是稳定下来了。 对面那位僧人是巨赞法师，本名潘楚桐，江苏江阴人，1908年生，比沈醉大六岁。年轻时读过江阴师范和大夏大学，积极参加爱国活动，1930年因为组织教师罢课被国民党通缉，第二年跑到杭州灵隐寺出家，法名传戒，后来改巨赞。抗战爆发后他离开杭州，辗转到湖南一带，那几年日子过得颠沛流离。1944年左右在常德，因为公开指责国民党消极抗日、破坏寺庙古迹，被当地稽查处抓去见沈醉。沈醉当时正年轻气盛，手劲大得能徒手捏碎核桃，听了汇报火气上来，直接给了对方两记耳光，把人赶了出去。巨赞挨了打也没多纠缠，擦擦嘴角就走了。 那两下子在当时不过是件小事，谁也没想到四十年后还能撞见。巨赞后来辗转去了衡阳，进了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认识了叶剑英，从此走上抗日宣传和革命道路。抗战胜利后他回杭州，继续推动佛教改革。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开国大典，当选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还兼中国佛学院副院长，成了佛教界的重要人物。两人的人生轨迹完全南辕北辙，一个从特务变成文史专员，一个从逃难僧人变成爱国高僧。 1978年秋天，北京政协大院里，沈醉刚办完手续开始上班，就在走廊上碰见了巨赞。巨赞一眼认出他，笑着说当年那两记耳光其实帮了大忙，要不是那顿打，他可能还窝在山里当普通和尚，不会清醒过来，不会去衡阳，不会认识叶剑英，也不会有后来的路。沈醉当时愣住，赶紧道歉，巨赞摆手说不用介怀，还得谢谢他。那一刻，两个老人站在走廊上，一个曾经动手打人，一个曾经挨打，四十年过去，各自换了身份，却用一句玩笑把旧账翻了过去。 沈醉晚年还当过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80年身份从战犯改成起义将领，待遇跟着变好。他写书的时候挺坦白，把军统那些阴暗面也写进去，没藏着掖着。巨赞法师则一直推动佛教适应新社会，写论文、搞改革，算是把出家人的路走得比较宽。两人最后能站在同一个单位里，还能开玩笑说当年那两耳光“有用”，大概是那段乱世里少有的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