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总是想不明白，日本区区一个弹丸小国，为何敢屡屡侵略中国，后来才知道，这都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的大度有关！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来自中原王朝或中央政权一次次出于天朝威仪、儒家教化或现实绥靖的“大度”之举，非但未能换来东海邻邦的持久敬畏与和平，反而在历史的回响中，异化为一次次清晰而危险的战略信号，不断拉低其侵略行为的预期成本，最终酿成了近代以来几乎亡国灭种的深重灾难。   这种“大度”，剥离了实力的支撑与原则的边界，在对手的眼中便与软弱可欺无异，成为滋养贪婪与野心的温床。   历史的教训最早可以追溯到盛唐的辉光之下。公元663年的白江口之战，大唐水师以烈焰与刀锋，将倭国百济联军的数百战船化为齑粉。   这本是一个确立千载秩序、根除东疆隐患的战略契机。强大如唐，其目光始终凝聚在西域与北方广袤的陆地，对东海之外的岛国缺乏持续的战略关注。   战后，唐朝不仅未对日本施行任何形式的惩罚或强力监管，反而以包容万象的气度，全面敞开了文化交流的大门。   无数的遣唐使如过江之鲫，将中国的典章制度、文学艺术、佛学思想乃至建筑技术源源不断地输送至扶桑。   日本在这场单向的文化输血中急速成长，但其民族心理却并未产生想象中的感恩与臣服，反而沉淀下一种极为现实的“投机主义”性格：   他们谦卑地学习一切先进文明，却又冷静地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内核；一旦中土动荡，便立刻断然离去，毫无留恋。唐代的“怀柔远人”，在无意中向日本传递了第一个错误信息：   挑战天朝的代价似乎可以承受，而失败后的回报（学习机会）却可能异常丰厚。其扩张野心，如同休眠的火山，只是被厚厚的文化灰烬所掩盖，并未熄灭。   时光流转至明代，日本的试探变得更加直接与暴力。丰臣秀吉倾举国之力发动万历朝鲜之役，其“假道入明”的野心昭然若揭。   明朝经过七年苦战，耗费巨资，终于将日军逐出朝鲜半岛。这场胜利来之不易，本应成为重构东亚安全框架的基石。   明帝国在战略上却显得后继乏力。它既无意愿也无能力组织远征军，跨海直捣日本本土，以绝后患；在谈判中，也未能像对待北方游牧民族那样，迫使日本签订带有称臣纳贡性质的和约，甚至索要战争赔偿。   战役的结局，近乎于恢复到战前状态，朝贡贸易旋即恢复。与此同时，贯穿明朝大部分时间的海禁政策与中后期海防的普遍废弛，使得东南沿海长期笼罩在“倭患”的阴影之下。   这些被称为“倭寇”的武装集团，虽成分复杂，但其核心的暴力掠夺模式与日本战国时代浪人、武士的深度参与，无疑向对岸展示了一个防守漏洞百出、反击决心不足的中国形象。   明朝的胜利，成了一场代价高昂的“击退”，而非彻底的“解决”，这进一步强化了日本统治阶层中一部分人“冒险成本有限”的认知。   清朝的教训则更为沉痛，它混合了傲慢与怯懦的双重毒性。康乾盛世之下，统治者沉浸在“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的迷梦之中，对悄然开启“明治维新”、全力学习西方的日本，抱以居高临下的蔑视，斥其为“蕞尔小邦”。   这种战略上的盲目，直接导致了甲午一战的惨败。而战后的处理，则堪称“资敌”的经典反面教材。   《马关条约》中二亿三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以及台湾等领土的割让，不仅是对民族尊严的践踏，更具有极其残酷的地缘战略效应。   这笔相当于日本数年财政收入的巨款，如同强效燃料，被迅速投入到其军事现代化特别是海军扩张中。   据统计，日本将赔款的绝大部分用于军备，其八幡制铁所等重工业的建立与发展，亦得益于此。   中国用自己的鲜血和白银，亲手武装了一个更加强大、更具侵略性的敌人。清廷“以金钱换和平”的幻想，在此刻暴露无遗，其虚弱的内核被对手彻底洞悉。   历史的惯性最终在近代达到了灾难的顶峰。当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九一八事变”时，他们所面对的东北地区中国守军，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   国民政府最高层下达的“不抵抗”命令，以及“牺牲东北以保全局”的片面妥协思维，使得一场局部冲突迅速演变为大片国土的沦丧。   蒋介石所谓“失掉东北于革命无所损失”的言论，无论其内部政治考量如何，在外部观察者尤其是虎视眈眈的日本军部看来，无疑是其国家意志瓦解、统治核心软弱的铁证。   这一信号是决定性的。它彻底打消了日本内部对大规模侵华可能遭遇激烈抵抗的最后疑虑，使其确信这头东方巨狮已然老朽无力。   于是，得寸进尺的全面侵华战争在六年后悍然爆发，中华民族被推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从唐朝的战后宽仁，到明朝的胜利而不清算，再到清朝的战败巨额赔偿，直至民国的不战而弃，这条一脉相承的“低成本挑衅-高容忍回应”的曲线，最终诱发了最猛烈的侵略总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