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在京召开，大会由新任宣传部部长胡耀邦同志主持。 这份曾由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刊名的中央机关刊物，此刻正被理论工作者们集体会诊，17篇被指思想僵化的文章复印件在代表手中传阅，空气里都是油墨和争论的味道。 1958年成都会议上，邓小平同志主持确定编委会名单时，恐怕没想到这份旨在传播毛泽东思想的刊物，会在1976年周恩来同志逝世时，成为唯一不刊登悼文的中央级刊物。 那会儿编辑部的政治把关小组有个不成文规矩：凡是毛主席没说过的都不能写，连引用马克思原话都得先查《毛泽东选集》有没有类似表述。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见报时，《红旗》总编辑熊复正在开编务会。 他敲着桌子定下三不原则，转头却在当月发了三篇强调理论纯洁性的文章。 谭震林同志的文稿里但凡提到实践标准，都被红笔圈掉，直到李先念同志批示必须打破沉默，这些删改痕迹还留在档案袋里。 浙江日报的同仁们率先在地方党报刊文，说某些中央刊物比小脚女人还怕摔跤。 120位社科研究者联名写信时，《解放军报》已经连着发了七篇评论员文章，字里行间都是思想要解放的信号。 编辑部的老编辑偷偷办起地下讨论组，把延安整风文献抄在活页纸上互相传阅，台灯经常亮到后半夜。 务虚会上那24份提案最终促成了改变。 中央调查组在1979年春天进驻时，发现15名中层干部里有11人还在坚持两个凡是。 熊复同志调任那天，有人在办公室抽屉里留了张纸条：办刊不面向实际，就像红旗脱离了大地。 后来朱穆之同志兼任总编辑，第一件事就是把读者意见反馈专栏钉在了编辑部墙上。 1988年7月1日，《求是》创刊号摆在报亭时，老读者发现少了些口号式的社论，多了改革前沿这样的新栏目。 吴敬琏等经济学家的文章开始出现在目录页，扉页上那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让不少经历过真理标准讨论的人想起当年传阅《光明日报》的清晨。 现在翻阅《求是》的理论争鸣栏目，还能看到当年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影子不同观点在这里碰撞，却再没有三不原则的沉默。 那些曾经在地下讨论组传抄过的延安整风文献，如今堂而皇之地列在经典重温专栏里。 这份刊物的变迁，就像一面镜子，照见思想解放如何让理论之树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