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3日，云南丽江市古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公开发布《关于请小红书平台强化丽江市婚拍领域信息审核监管和监测的函》。

文件中提到，小红书在履行平台信息监测及管理方面的主体责任和审核义务不到位，导致大量消费者为达到其超合理诉求，在企业无过错责任情况下利用平台发布不实避雷帖、曝光帖等内容，威胁企业退钱退款。企业针对此类不实内容申诉难，造成大量企业商誉受到诋毁，退单退订大面积发生。据丽江市古城区旅拍行业协会调查摸排，截至12月，因不实避雷帖企业退订100余万元，间接损失超500万元。

这份以文旅局红头发布的函，联系人是丽江市古城区文旅局副局长，这确实不同寻常，一般而言，公文中的联系人都是具体的执行人员，而当地文旅局直接公布副局长作为联系人及其手机号码，既可以看作屡屡试图与小红书取得联系而未果后的愤怒，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一种坦诚：当地对函文中的内容真实性确认无疑，愿意公开高级别的联系人以接受更高维度的监督。

但是，这种坦诚显然并没有收获网友的共情。有网友指出当地“这是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平台”，也有人指责这则函文中的字句高高在上，是为当地不良商家站台。这种情绪的源头还是因为当地IP本身——丽江，近年本就因为消费纠纷常常被消费者诟病，一些负面新闻也不时见诸报端。

云南丽江市古城区文化和旅游局选择以网络形式公开喊话，意味着其已从一位行政主管部门变为了一位维权者。而复盘上述文件中的措辞，比如“你方履行不到位”“指派专人与我局接洽”“大量消费者为达到其超合理诉求……发布不实避雷帖、曝光帖等内容”，相比小红书上发帖者的“有图有真相”，当地显然仍是一种发号施令的行政口吻。

更加翔实的案例、更加具体的表述、展现多有利于自己维权的细节，这本是网络维权的标准动作。既然选择诉诸公议，行政部门的网络维权就不能只是自说自话，长官口吻的表述反而更容易激化集体情绪，比如在消费者看来，丽江古城的檄文看似是指平台，实际是选择站在了商家的一头，冲“自己”来的。

此外，小红书如果真对当地合理的维权诉求屡屡不回应也同样站不住脚，要知道，与避风港原则互为补充的还有红旗原则。如此前，丽江市古城区旅拍行业协会发表联合声明中提及的平台审核机制、投诉处理、算法推荐等弊病本就是不争的平台通病。处理周期长、举证门槛高、反馈不及时对于一些高度依赖社群传播争取年轻客源的企业经营来说确实是雪上加霜。

不过，客观来说，相比显而易见的网络暴力，消费者网络维权，尤其是未经司法裁决的日常型消费纠纷，平台有时很难判断也是不争事实。如果真如行业协会发布的声明中提到的那样，平台在接到协会单方面的投诉反馈时，就必须照单全收处理投诉者的帖文，这无疑会扼杀言论自由的积极性，也会降低内容平台的聚合力，而且从长远看，也无助于在本质上解决问题。

笔者在小红书上随意敲了几个关键字，就看到了好几个关于丽江文旅方面的投诉，而这些投诉并非针对婚拍，却比婚拍舆情更严重。比如有针对毫无契约意识的民宿老板的曝光，甚至还有女性在入住后发现民宿中有摄像头的……这些不满，显然无法一删了之。

如果长时间内，某地、某业总是呈现大量差评与舆情，其原因也一定是深层次的。首当其冲的，是本地区营商环境的混杂以及有效监管的缺位，共同构成一种地方治理的症候。这种症候经由网民的传播，在圈层化与茧房化的内容平台上，又成了一种代表集体情绪的标签，而这种标签，又让薅羊毛者找到了恶意差评的口子，他们以网络空间已经存在的不满情绪为要挟，对本地区一些正常经营的商户进行勒索。作为有关部门来说，协助企业与协会通过司法途径维权、打击谣言与构陷并不难，真正难的是，如何安抚集体情绪中真实存在的对地方的不信任感。

丽江古城与小红书之争，折射出了地方政府在社媒时代的焦灼共性。一方面，地方文旅发展要依靠网民自发的碎片化传播，然而“欲戴王冠，必承其重”，硬币的另一面，则是地方政府该如何面对舆论监督以及可能躲在监督身后的谣言冲击。而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内容平台，终究还是要回到法治化、制度化的土壤上解决，而非视而不见。

评论员:李明编辑:曹梦佳校对:刘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