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国庆招待会上，被特赦后的沈醉，再次见到了周总理。 这句带着笑意的嗔怪，让周围的空气都松弛下来。 沈醉的人生像坐过山车，从戴笠身边的红人到功德林的战犯，再到这天站在人民大会堂里。 1932年他刚加入军统时，满脑子都是曲线救国的热血。 戴笠手把手教他用枪，用密码，却没教他在接到暗杀鲁迅的命令时该怎么办。 先生的文章能唤醒国人，杀他就是帮日本人的忙。 他硬着头皮顶回去，没想到戴笠竟摆摆手算了。 1949年昆明城头变了天，卢汉起义的通电摆在桌上时，沈醉手里攥着两张去台湾的机票。 那是毛人凤特意给他留的，可他想起徐远举在白公馆的暴行，又看看窗外举着红旗的学生，终究把机票锁进了保险柜。 后来有人说他是见风使舵，只有他自己知道，那晚办公室的灯亮到天明，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 功德林的晨光比想象中柔和。 沈醉以为会受折磨，却被安排进了有玻璃窗的房间。 医生每天来量血压，管理员把他写的《军统内幕》手稿仔细装订好。 有次他写到戴笠的奢侈，钢笔没水了，隔壁床的杜聿明默默递过自己的笔。 以前在重庆，咱们可是隔着枪杆子的。 杜聿明笑的时候，眼角皱纹里还藏着战场的风霜。 1960年特赦令下来那天，沈醉把功德林发的蓝布衫洗得发白。 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他们，特意把他拉到书架前：你写的戴笠，比档案还详细。 后来他蹲在书桌前写《我这三十年》，窗外的老槐树绿了又黄。 有读者来信问他后不后悔，他摸着书脊上的烫金字，想起鲁迅那句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1980年香港探亲，儿子抱着他哭：爸，跟我们去台湾吧。 沈醉摸着儿子鬓角的白发，想起功德林里那盏彻夜不熄的台灯。 这里有我的书桌，还有没写完的东西。 回来后他在《人民日报》发了声明，标题就叫《我的根在大陆》。 如今沈醉的书摆在国家图书馆的专柜里，扉页上还有他用红笔修改的痕迹。 1963年国庆招待会上那杯没喝完的茅台酒，仿佛还在时光里泛着光。 从暗杀名单到历史手稿，从枪口到笔头，这个曾经在黑暗里游走的人，终究用文字为自己找到了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