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台湾空军少校驾驶运输机时，突然劫持机组成员朝大陆飞去，半路被军舰击中，好不容易挺到福州机场上空，却遭猛烈炮轰，而尾随的台湾战机也已杀到。   福州机场上空警报凄厉，那一天，所有的常规逻辑都在这一刻失效了，没有无线电预告，也没有预先铺设的跑道灯光，一架庞大的C-46运输机像是发疯的公牛，一头扎进了大陆的防空识别区。   地面的防空部队没有收到任何“自己人”的信号，高射炮和高射机枪在瞬间织出一张密不透风的火网，按照战争年代的本能反应，任何未报备的敌方机体此时都会被视为携带毁灭性武器的“特洛伊木马”。   守备士兵甚至推测，这名飞行员或许是打算进行自杀式撞击，跟机场来个玉石俱焚，但怪事就在这一瞬间发生了，面对足以将机身撕成碎片的弹雨，这架飞机非但没有拉升逃离，反而表现出一种诡异的“执着”。   它在猛烈的炮火中剧烈摇摆机身，巨大的机翼像是一双拼命挥舞的大手，在硝烟中传递着某种绝望而急切的信息，这是一场游走在死亡边缘的降落，事实上，当飞机触地的那一刻，危险并未解除。   这架C-46运输机的襟翼系统已经在之前的遭遇战中完全损坏，失去了空中减速能力，且尾部赫然带着被炮火击穿的伤痕，飞行员郝隆年完全是凭着几十年的经验，操纵着这架随时可能散架的庞然大物，在过高的着陆速度下强行刹停。   若不是心理素质极度过硬，飞机极有可能直接冲出跑道，引发连环爆炸，舱门打开后的场景，彻底击碎了现场所有武警的防御预设，从驾驶舱里跌跌撞撞跑出来的少校飞行员郝隆年，身上既没有穿防弹衣，手里也没有武器。   面对几十支黑洞洞的枪口，他做出的反应不是举手投降，也不是掏枪反击，而是直挺挺地跪在了坚硬的水泥跑道上，泪流满面，这一跪，不仅是为了死里逃生的庆幸，更像是离家多年的游子在那一刻彻底卸下了所有的面具。   作为金马前线的一名陆空联络指挥官，郝隆年本不必亲自上天，他手中握有特权，早已脱离了一线驾驶的苦差，然而，在1955年1月11日的那个夜晚，这位少校彻夜未眠，他在第二天的例行飞行训练名单上，悄悄填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是他为了突破当时国民党空军“连坐制”防线所走的最险一步，利用职权，主动把自己送进那个充满监视的铁笼，那时的台湾空军内部气氛肃杀，因为此起彼伏的“驾机起义”事件，当局制定了极为苛刻的飞行规则。   一架巡逻机上安排三到五人，只要有一个人叛逃，其他人乃至家属都要连坐，每架起飞的战机周围不仅有士兵把守，地面甚至架设了专门用来击落叛逃者的高射炮，1月12日清晨，天气晴好。   郝隆年带着少校参谋王钟达和机工长唐镜登上了飞机，当这架C-46爬升到两千多米高空时，一场无声的兵变在万米苍穹上爆发了，郝隆年先把飞机交给王钟达，自己借故走向后舱，拔出早已备好的手枪，将毫无防备的唐镜强行关入下层底舱锁死。   随后，他又返回驾驶室，黑洞洞的枪口让副驾驶王钟达瞬间放弃了抵抗，控制住机组成员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在机舱之外，郝隆年不仅切断了无线电通讯，甚至向塔台谎报引擎严重故障以争取时间。   为了避开如同天罗地网般的雷达追踪，他做出了一个疯狂的战术动作，将巨大的运输机压低到海面以上仅二十多米的高度，在这个高度，稍有一个浪头打来，或者操纵杆稍微抖动，整架飞机就会瞬间被大海吞噬。   然而，尽管如此小心，他还是暴露了台湾方面的军舰很快就在海峡迷雾中发现这架“叛逃者”并未因为是自家飞机而手下留情，军舰上的火炮立即开火，C-46的尾部不幸中弹机身在剧烈的震颤中几乎失去控制。   但郝隆年硬是在这种“前有拦截，后有追兵，下有大海”的绝境中，稳住了一路颠簸的航向，直奔福州，对于郝隆年来说，这一切的冒险都源于一种无法抑制的信仰崩塌与重建，当年他投笔从戎，为的是抗击日寇、保家卫国。   但在战争结束后，他悲哀地发现，当局的枪口调转，对准的竟然是自己的骨肉同胞这种幻灭感在他生病住院期间达到了顶峰，那里接触到的进步书籍和地下党员的思想，让他那颗“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种子彻底发芽。   此后数年，他伪装成那个流连于官宦子弟圈子里的“顺从者”在推杯换盏间麻痹上级的神经，只为等待这一条通向大陆的归途，历史记住了这惊险的一幕，就在郝隆年那一跪之后不久福州机场再次警报大作。   台湾方面派出的追击战机甚至在大势已去后仍企图越境追杀，将这架C-46摧毁在停机坪上，那一刻，地勤人员和战士们冲上去，发疯似地折断树枝，盖在C-46庞大的机身上进行紧急伪装，而机场的高射炮部队此时终于调转炮口，向着尾随而来的敌机猛烈开火，将其驱离。   这位在枪林弹雨中跪地大哭的男人，后来真的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并在航校的讲台上将毕生所学传授给了新中国的年轻飞行员，但在那个惊心动魄的早晨他只是一个为了回家，把命押在赌桌上的孤胆游子。 信息来源：临邑档案馆|《郝隆年：飞向新中国》